◎李宇嘉

2014年四季度以來，貨幣寬松措施頻出，但是，流動性對接實體經濟的通道似乎并不順暢，不僅超低的短期利率與居高不下的長期利率背離，而且M2（反映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增速在3~4月份連續回落，一直無法探至12%的年度目標。

5月，M2增速達到10.8%，但這或許并非是實體貸款加速，也可能是銀行參與股市配資，使得信貸收支表中股權和其他投資快速擴張，推動了M2的上升。

與此同時，企業發債門檻降低，地方債券置換發行出現“井噴”現象，直接融資體系趨于完善，股市肩上的重任被釋放，央行公開操作的效力提高，消除了貨幣寬松“由短及長”的中梗阻。資產證券化注冊制已啟航，若存貸比限制取消，在盤活存量低效貸款的同時，可釋放商業銀行放貸能力。通過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個渠道，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有望全面疏通。

因此，國務院通過《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存貸比限制，首先應該站在疏通貨幣政策傳導途徑的角度來看待。

在外匯占款趨勢性下滑、直接融資興起、居民理財多元化的背景下，銀行存款流失越來越嚴重。尤其是2014年以來“股債雙牛”局面的出現，加上各類高收益理財產品對居民存款、企業存款的分流，以前商業銀行存款動輒20%的增速一去不復返。

存貸比75%的限制下，銀行不得不高成本吸收存款，“花錢買存款”、“攬儲大戰”硝煙貫穿全年。在實體經濟貸款需求走弱，銀行放貸意愿下降的背景下，出現貨幣寬松與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的“背離”不足為奇。由于網點少，股份制銀行、中小銀行受制于75%的限制更明顯，活期存款比國有銀行低10%以上，中小企業、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矛盾更加突出。

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快速擴張，由于國家隱性擔保、剛性兌付不破、國企及政府融資“饑渴”，而資本充足率監管虛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簡單等原因，作為抑制商業銀行放貸沖動、控制通脹和不良貸款的存貸比限制，長期實施具有其必然性。

近年來，隨著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新常態”，三位一體的風險管理體系已經建立。而銀行危機的發生，更多的是流動性風險所致，并不是貸款發放太多。因此，我國銀行開始向流動性風險管理靠攏，取消存貸比乃大勢所趨。

此外，存貸比監管的效率也越來越低。首先表現在銀行資產負債越來越多元化，特別是存款短期化、同業化，貸款表外化、影子化，單一的存貸款總量比對難以反映復雜的結構，還造成了監管的不公平；其次，存貸比剛性限制忽略了存款和貸款的性質、期限、質量等結構因素，加上存款流失和短期化，還掩蓋了流動性風險；第三，在金融創新的掩蓋下，逃避存貸比限制很普遍，“存款充時點”、“貸款繞規模”等現象頻現，金融風險反而擴大了。

隨著大額存單的發行，利率市場化即將完成最后一棒，天然利差保護傘將不復存在，加上風險管理體系完善，國企及融資平臺剛兌逐漸打破，銀行要走上真正的市場化自主經營道路，這就需要解除身上的枷鎖。

在存貸比剛性限制下，“存款立行”的經營理念強化，拉存款成為重點，這不利于銀行自主經營、產品和風險管理創新以及國際競爭。因此，從金融體系改革角度看，也需要取消存貸比剛性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一季度末，商業銀行存貸比為65.67%，并未觸及75%的紅線。因此，并不完全是存貸比限制了銀行放貸空間，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也很明顯。

不能因為取消存貸款比例限制，就鼓勵銀行多放貸，重回“貨幣高發促增長”的老路，我們還是要執行好既有的金融改革措施，倒逼銀行找到在實體經濟中的業務機會。（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