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近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了“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發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鄭永年在“圓桌論壇二：從亞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發表了演講。以下為演講整理：

幾十年來，全球化的形勢一直很好，現在卻遭遇了困境。過去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跟國際接軌，但現在國際局勢發生了改變，中國需要進行主動的調整，尤其是內部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在全球化環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跟建設要警惕經濟民族主義。

全球化環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需要實事求是

中國的國際崛起有其潛力，但最終能否把這種潛力轉化為實際的結果，還得取決于國內制度的建設。錯誤的政策會造成機遇的喪失，沒有好的制度，國家也很難發揮原有的潛能。然而任何一個制度的設計都要根據本國國情來進行，沒有充分了解國內情況，所設計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為例，它的制度設計有其獨特性，但確實和明細設計相關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設計本身，其建設和調整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適度地進行跟進。目前中國需要實事求是的政治企業家，將西方先進的經驗和中國的具體國情以及實踐經歷結合起來，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進發展的好的制度。

亞洲價值觀不具備排他性

如果從經貿上看，大部分國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賴于中國，與中國幾乎已經是利益共同體，“一帶一路”照理說應該沒有問題。但從實踐上看，中國在推動命運共同體時在外面的阻力越來越大，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西方的成功不僅僅是在技術和經濟上，背后的軟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崛起以后，大家都問中國代表什么？這是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假如對外單單講中國特色或是中國模式，路反而可能會越走越窄，不管經濟上多么強大，有些國家還是會對中國心存隔閡。

實際上，第一波亞洲價值觀產生于日本。最初，日本的成功是因為亞洲價值觀，但遺憾的是后來日本沒有繼續強調亞洲價值觀，轉而強調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樣的西化是虛的，所以最終日本走上了現在這條道路，成為一個備受爭議的案例。

亞洲價值觀是開放的概念，沒有排他性，并不是說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亞洲價值觀的成功需要結合東方的價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它也不見得一定要求同樣的意識形態或同樣的政體。以前的儒家思想能存在于不同的政體和不同的時代，亞洲價值觀也是一樣?，F在講亞洲價值觀主要指的是東亞，沒有把印度或其他地區放進去；而在學術界，傳統的儒家文化圈的定義也是不同的。

在開放狀態下搞以人為主的創新

近幾年中國提倡自主創新，但是現在在一些領域被過分解讀，有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就從“自我創新”變成“自己創新”了，部分人覺得和外國競爭不過，就用行政競爭力量把外國企業排擠出去。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不是關起門來創新，應該是在開放狀態下以人為主的創新，如果關起門來自己創新會很麻煩。

人才需要有載體，體制開放才會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國許多國有企業、大企業人才就沒載體，大學更沒有。人才和基礎創新最重要的是一種開放的狀態，否則以后會比較辛苦一點。

知識共同體是建設共同體的關鍵因素

改革開放以后，整個西方和外部世界都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肯定會變成西方的，美國人有這么想的，歐洲人有這么想的，現在周邊國家也有這么想的，實際上中國不會走這樣一條道路。在國際關系上，中國在利益層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識層面我們追求把“異”放得太大，追求“異”而放棄“同”，所以，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否則世界對我們就是虛無的。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每經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