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茉楠，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后）

全球經濟、全球貿易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了區域化聯盟，金融和貨幣領域也出現了以“貨幣互換網絡”為代表的區域化聯盟新趨勢，各國中央銀行之間的貨幣互換協議簽署越來越頻繁。一個以美聯儲為中心、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參與的、排他性超級國際儲備貨幣供求網絡已經形成。這個“貨幣版TPP”，事實上已將發達經濟體的貨幣供給機制內在地連為一體。

貨幣互換工具是央行之間推進國際金融合作并管理流動性的重要工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掀起了貨幣互換熱潮。當時，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波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西方各國陷入了流動性短缺的泥潭，許多國家對美元的流動性需求逐步加大，因而加大了雙邊貨幣互換的力度，以相互提供流動性支援度過危機。隨著金融深化與全球化造成金融市場的規模與融合程度上升、國際金融危機的源頭由新興市場國家轉移至美歐發達國家、短期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波動性不斷增強，各國之間簽訂雙邊貨幣互換的目的，逐漸由提供外匯市場干預貨幣演變為提供短期流動性。

2011年11月，美聯儲與歐洲央行、加拿大央行、英國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搭建“臨時美元流動互換機制”，以此來為市場注入美元流動性，維護了美元資產的信心。整整兩年后，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再次啟動美元互換機制，但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現有的臨時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換成了長期貨幣互換協議。在得到進一步通知之前，上述互換協議將持續有效。長期協議將充當穩定流動性的角色。

根據美聯儲曾發布的公告，互換協議在六家央行間建立起了“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一旦簽訂雙邊互換協議的兩家央行認為當前市場狀況可以保證互換發生，那么有流動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協議規定獲得來自其他五家央行的五種貨幣流動性。根據該協議，美聯儲在事實上成為歐、日、英、加、瑞央行的最后貸款人。

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正逐步開啟新一輪的美元回流。如此看來，美聯儲等六家央行的貨幣互換協議，將構建美元最后貸款人的壟斷機制，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互換機制長期化，很可能預示著，美國正在重新構建一個應對新興經濟體貨幣崛起的新貨幣聯盟。值得注意的是，貨幣互換不僅涉及互換國之間的貨幣流動，而且涉及彼此間貨幣的匯率安排，進一步則涉及互換國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深度協調。

一直以來，在全球貨幣體系之下資金循環依賴于兩個途徑：一是貿易赤字國向貿易盈余國支付貿易貨款，帶來經常賬戶的資金流動；二是貿易盈余國將積累的外匯資產重新投資于貿易赤字國的金融資產，帶來金融賬戶的資本流動，兩者形成一個完整的貨幣經濟循環。這意味著全球貿易失衡越嚴重，衍生出的流動性就越多。

然而，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這一大循環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而開始逆轉，發達經濟體緊縮消費，增加投資，新興經濟體貿易盈余下降，全球經濟不平衡現象較2008年金融危機前整體有所改善，全球貿易不平衡產生的流動性明顯降低。特別是美國量化寬松已出現實質性調整，未來將啟動加息進程。

鑒于美元在決定全球流動性方面的核心作用，一旦掌握全球貨幣“總閥門”的美聯儲開始逐漸減少每月的證券購買計劃后，全球的貨幣基數將由停滯轉為下降，這是導致國際資本回流的重要推動力，勢必導致中國“資金池”水位下降。

由此看來，全球貨幣新周期以及美元貨幣互換網絡可能對未來的國際金融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給中國經濟金融安全帶來艱巨的挑戰，我們應及早思謀主動應對之道。

首先，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雙邊互換網絡”。雖然已經歷了連續三個季度的下滑，當前我國的外匯儲備仍高達3.73萬億美元，但正如在2008年就擁有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日本還和美聯儲提出貨幣互換，并最終達成無上限貨幣互換一樣，我國央行也還需要積極主動與美聯儲貨幣互換。尤其當我國真正出現資本外流，央行需要外匯儲備來應付，而擁有與美聯儲的貨幣互換，能使我國央行擁有更靈活的美元頭寸。

其次，加快推進“清邁協議多邊化機制”，擴大亞洲雙邊互換范圍，將原先松散的雙邊援助網絡提升為較為緊密的多邊資金救助機制，使亞洲區域財金合作水平上一個新臺階，增強本區域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最后，從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角度出發，積極構建人民幣互換基金池，以有效地防范風險。在人民幣“一對多”的互換、清算系統中，籌建互換資金池，可極大地擴大這個系統，推進清算功能的發展。具體而言，可仿照國際清算銀行，按年度實行雙邊差額互換及余額結算，既包括經常賬目系統，也包括逐步建立資本賬目系統，在直接的雙邊結算融資中，鼓勵圍繞以人民幣國際化為中心，實行間接的雙邊互換，逐步擺脫“美元陷阱”。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每經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