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馮彪 供給側結構調整將于2016年正式“破土動工”。盡管這已成共識，但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看來，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和西方的供給學派理念有明顯區別。 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同時，我國還面臨保就業等壓力。 那么，供給改革與短期經濟壓力如何協調？2016年有哪些風險值得關注？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劉元春。 供給側調整破解結構失衡 NBD：為什么要選擇供給側而不是刺激需求？ 劉元春：目前來看，第一個原因就是由于市場體系的扭曲，導致需求側管理手段的效果處于遞減狀態，出口、投資、消費的調整達不到預期目標。 第二個方面，在全球性結構失衡的背景下，我國供需失衡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凸顯。在低端產業、高能耗產業上，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但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這種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是需求側調整所解決不了的。 NBD：您認為供給側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 劉元春：一是要重構監管體系，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等手段，加強市場建設，恢復市場活力，讓供給端對需求端的反應更靈敏。這樣供給端才能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讓過剩行業中的企業盡快退出，短缺的行業能有更多的資金和企業進入。 二是要加強存量調整，對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庫存等發動“殲滅戰”。目前一些產能還不能主動退出，可能需要政府介入。 三是要放活增量，要為新興產業、高端制造降低進入門檻，特別是要破除進入壁壘，根本性打破“玻璃門”、“彈簧門”。當然，財政和貨幣政策也要圍繞上述改革來布局。 NBD：提及供給改革，我國存在哪些新情況？改革方式又有何不同？ 劉元春：目前，關于供給側改革的觀念有幾個誤區。有觀點認為我國的供給側改革思路來源于西方供給學派的理論或自由放任的主張。當時西方供給學派面臨的背景是經濟滯脹，而我國目前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供給學派根據“拉佛曲線”建議政府減稅，即在高稅率的時候降低邊際稅率，可以帶來總產出增長和稅收總額增長。但我國目前不存在總量減稅的問題，過剩產能退出和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不可能由全面減稅來解決，而是要加速產業調整，對實體產能過剩、金融體系高杠桿、高收益率自我循環的強力糾正。 我國的目標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途徑和西方國家快速私有化和市場化不同，因為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仍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幫助市場恢復功能。 改革難點在利益協調 NBD：供給側改革發揮效果是個長期緩慢的過程，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保就業的短期壓力，該如何協調？ 劉元春：這需要整體規劃，短期和中長期措施協調配合。短期來看，還是需要有底線管理，避免短期出現系統性風險，比如高層也強調一定的增長速度很重要。 在穩增長的基礎上制定中期調整方案，中長期調整需要循序漸進。例如，在企業部門債務負擔較高的情況下，財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應當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內失業與金融風險過快增加。供給側改革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先找到改革的突破點，區分輕重緩急、有先有后逐步改革。 NBD：您認為供給側改革還有哪些難點？ 劉元春：我認為，利益協調是一個難題，這也是深水區改革最頭疼的問題。供給側結構調整，必然意味著有些企業需要減產、退出，有些員工可能失業。那么誰該退出，需要政府有一個整體規劃，也需要完善的保障體系。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自我“斷腕”。目前，在GDP導向的經濟“錦標賽”模式下，地方政府都不愿意自己轄區內的企業先退出，甚至對“僵尸企業”采取保護措施，就需要政府的規劃。這也表明經濟改革必須要和行政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同步契合，特別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需要多方面改革的配合。 NBD：您認為宏觀經濟可能面臨哪些風險，供給側改革該如何應對？ 劉元春：外部沖擊的加劇使我國實體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金融風險問題達到一個新高度。例如，美國加息可能帶來資本市場異動，新興市場可能二次探底，并對我國外貿造成不利影響。 另外，也需要警惕衰退性泡沫。目前實體經濟下行，但流動性又很多，這些流動性就會進入一些目前監管還不完善的領域，例如互聯網金融很火爆，這可能形成衰退性泡沫。再有就是企業債務、地方政府債務也需要關注。針對不同領域需有相應的改革措施，光靠供給側改革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 精彩觀點 供給側改革要整體規劃，短期和中長期措施協調配合，同時需要有底線管理，避免短期出現系統性風險。 利益協調是一個難題，也是深水區改革最頭疼的問題，需要政府有一個整體規劃，也要有完善的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