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胡健    

每經記者 胡健

供給側改革離不開財政助力。供給側改革的推進，需要財政政策進行精準扶持與穩健托底，而我國杠桿率總體仍屬于偏低水平，有很大的騰挪空間。

《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圍繞2016年財政政策施政策略，及其對供給側改革的作用，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

企業減負從降費開刀

NBD：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不減，您覺得2016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都包括哪些？

馮俏彬：首先要明確，積極財政政策的基調不僅不會變，還要增力加效，進行反周期操作，以達到為經濟復蘇夯實基礎的目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外乎三招，增加支出，減少稅收，增發債務。

2015年中央財政就已動作頻頻，如加大加快重大建設項目支出、增加政府投資等。而社會上減稅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財政部門應該對此進行正面回應。

NBD：減稅是供給側改革比較重要的內容之一，您怎么看這二者的關系？

馮俏彬：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理論還是從現實需要出發，我們都必須承認，通過減稅為企業減輕負擔、降低成本以熬過經濟下行期的艱難，其必要性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

所以，在操作層面，當前稅收不是“要不要減”，而是“怎樣減”。但稅收是結構性問題，調整要結合稅制改革一起完成，要有通盤的設計。在國內，稅收問題非常敏感，改革要兼顧各方面和各階段利益。

NBD：企業減負應該從哪里入手呢？

馮俏彬：企業負擔不光只有稅收，還包括各種收費，這是很好的切入點。

我國現行收費的種類比較龐雜，很有清理整頓的必要性。比如行政事業性收費和高速公路通行費等政府負有管理責任的、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經營性收費。另外就是政府性基金。2014年，我國政府性基金達到54093.38億元（含土地出讓金），占當年財政收入的40%。但執收單位集收、支、用、管于一體，各環節之間缺乏必要的制衡。2015年以來，財政部門已加快了對政府性基金的管理改革，將11項基金調入一般公共預算進行統籌。但繼續改革的空間仍然很大。

赤字上調空間充足

NBD：一般經濟下行時，財政政策都面臨減收的風險，減收和積極的財政之間有矛盾嗎？

馮俏彬：我覺得經濟下行、財政減收之時，正是全面規范收費、政府性基金管理的“時間窗口”。財政部門應當利用好這個契機，一方面砍掉或降低部分收費、政府性基金，推動社保降費；另一方面努力將一直在體外循環的資金收齊歸攏，納入統籌管理。更重要的是，財政部門應當深入推進收費項目、政府性基金管理的體制機制改革，遵循現代財政管理的基本規則，在收、支、用、管之間形成合理制衡。如此一來，短期內可以支持企業渡過經濟下行的難關，長期則可規范政府收入秩序，切實加強財政資金管理。

NBD：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擴大赤字，您怎么看待赤字率上調的問題？

馮俏彬：我們需要從必要性和可能性兩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必要性就是中國經濟下行的趨勢比較明顯，需要通過政府投資托住經濟，防止它下滑過快過猛。

李克強總理在不同場合都提到要從供需兩方面發力，提高赤字率實際上就是從需求側發力，這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因為供給側改革涉及到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實施起來是長期的，不能急。

從可行性來分析，目前3%的赤字率標準是國際通行標準，或者說是歐盟的標準。我們現在的赤字率大約在2.1%~ 2.3%，還有上升的空間。

如果按照GDP來對應釋放，赤字率上調的空間就是債務空間，通過計算，空間還很大。

此外，現在經濟學家們也在討論，我們是否一定要嚴格遵守3%的赤字率標準。有沒有將標準上調的可能？就這個問題，我認為從理論研究上來說，應該還是成立的，這主要和經濟體量與發展階段有關。包括政府在經濟當中起作用的程度和方式，在這方面我們和歐盟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中國還是具備上調赤字率標準的條件的。

精彩觀點

通過減稅為企業減輕負擔、降低成本以熬過經濟下行期的艱難，其必要性是客觀存在的，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

從可行性來分析，目前3%的赤字率標準是國際通行標準，或者說是歐盟的標準。我們現在的赤字率大約在2.1%~2.3%，還有上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