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李延霞、劉錚

為期兩天的２０１６年二十國集團（Ｇ２０）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２７日在上海閉幕，會后各方共同發表聯合公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２８日就會議達成的重要共識接受了新華社記者專訪。

問：針對最近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這次Ｇ２０會議對全球經濟有什么樣的判斷？

答：今年年初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動蕩，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下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紛紛下調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態勢變得不如此前明朗，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陷入困難，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走勢也很關心。這次Ｇ２０會議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召開的，對全球經濟走勢的判斷也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重點之一。從會議討論的情況看，這次會議對全球經濟形成的重要共識有以下幾點：

第一個共識是全球經濟風險有所上升。在會議公報中的具體語言是“資本流動出現波動，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英國可能脫離歐盟以及一些地區存在大量難民且人數仍在增加將對經濟造成沖擊。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對全球經濟前景進一步向下修正風險的擔憂日益增加”。這一判斷的重要性在于Ｇ２０承認全球經濟面臨著較大挑戰，正是有了這一判斷，才為這次會議決定Ｇ２０將在更大力度上加強政策溝通和協調，并采取多種措施支持經濟復蘇埋下了伏筆。

第二個共識是不應過度悲觀。今年以來，全球金融市場比較動蕩，主要股市大幅下跌，風險溢價開始上升，避險情緒濃重，市場目前彌漫著一種比較悲觀的情緒。但這次Ｇ２０會議討論的結果是“近期市場波動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經濟基本面。我們預期，多數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將繼續溫和擴張，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換句話說，Ｇ２０在認識到全球經濟面臨著較大挑戰的同時，也認為全球經濟的基本面并沒有那么差，金融市場可能存在過度反應，有些過于悲觀了。公報里特別提到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長將保持強勁，這里實際上指的就是中國、印度這樣仍然保持較高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認為這些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前景仍然不錯。我們在會議期間，也與美聯儲、歐央行、英格蘭銀行這些主要的央行就全球經濟形勢進行了仔細討論，大家的觀點也都是接近的。

第三個共識就是Ｇ２０需要共同采取行動，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公報里使用的語言是“我們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動，以實現提振全球增長的共同目標。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全球經濟和金融形勢”。這里使用了“更多”這個詞，意味著Ｇ２０在政策上要加大力度。公報里還提到了“為了提高我們對于潛在風險的應對能力，我們將繼續研究Ｇ２０在必要時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來支持增長和穩定”，換言之，Ｇ２０也要考慮萬一全球經濟繼續下滑時可以出臺的應對政策。

問：Ｇ２０準備如何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答：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復蘇的情況存在差別，各國的政策空間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國能夠采取的措施必須根據自身的情況。但這次公報特別強調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這些政策工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

Ｇ２０能夠達成這樣的共識是非常不容易的，原因是過去幾年Ｇ２０在討論宏觀政策協調時，各國對是否應該更多使用財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見。這次則是對財政政策有了非常具體的表述，即“我們財政戰略的目標是提振經濟，我們將靈活實施財政政策，以促進增長、創造就業和提振市場信心，同時增強經濟韌性，并確保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我們也將盡可能采取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將支出優先用于支持高質量的投資”。這和此前幾年Ｇ２０公報通常僅對財政政策有原則性的表述非常不一樣，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來對使用財政政策支持增長比較謹慎的國家在這次會議上態度發生了變化。

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的Ｇ２０國家都會搞財政刺激，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財政空間。但是對那些有財政空間或者財政政策不盡合理的國家而言，財政政策將更加有利于促進增長，具體的措施可以是適當擴大赤字，也可以是減少稅收的扭曲或者提高支出的質量。

對于貨幣政策，這次會議基本沿用了過去的語言。雖然語言沒有變化，并不意味著沒有信息，因為經濟形勢已經不一樣了。這里的信息是，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增長和保持價格穩定，Ｇ２０國家并沒有大幅改變貨幣政策態勢的意圖。

這次的公報還著重強調了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這是我國主動推動，并得到了Ｇ２０國家廣泛支持的倡議。會議上，很多Ｇ２０國家指出，僅靠貨幣財政政策是不夠的，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推動中長期的增長潛力，而且結構性改革反過來還能使短期的需求側政策更加有效。雖然過去Ｇ２０也談結構性改革，但這次會議將Ｇ２０對結構改革的關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問：此次會議前，有很多人期待Ｇ２０就匯率問題有所行動，請問此次Ｇ２０會議是如何討論匯率問題的？公報里面說就匯率問題密切討論溝通指的是什么？

答：匯率問題確實是此次Ｇ２０上海會議的討論重點之一，最終的討論結果體現為Ｇ２０公報中關于匯率的語言，即“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作為匯率政策目標”。話雖然不算多，但突出強調了“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作為匯率政策目標”，還有了一個重要的新提法，即“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

此次突出強調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針對性的。這句話對外界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既是對Ｇ２０成員自身的一個行為約束，也對非Ｇ２０成員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對爆發“貨幣戰爭”的擔憂。

“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是Ｇ２０以前沒有用過的語言。Ｇ２０本身就是一個全球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平臺，一直也都在對匯率問題進行討論溝通。但這次明確指出外匯市場，體現了Ｇ２０對近期匯率波動的高度重視，并突出了Ｇ２０成員間相互通氣的重要性。Ｇ２０成員將開展討論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報政策考量，就各自市場形勢發展情況交換信息，相互通報各自的政策意圖，就全球經濟前景交換看法，避免使其他國家感到意外。同時，考慮到國際基金組織（ＩＭＦ）擔負著監測國際貨幣體系并提供政策建議的職能，Ｇ２０成員也將通過ＩＭＦ開展討論溝通。

在此次Ｇ２０會議召開前，媒體對所謂“新廣場協議”的報道較多。事實上，Ｇ２０從來沒有過出臺類似協議的計劃。這樣的計劃也不現實，因為與簽署廣場協議時不同，當前各方對匯率走勢并沒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廣場協議時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Ｇ２０在此次會議上決定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溝通討論，其實是一種更加靈活的協調方式，對于消除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將發揮積極作用。

問：此次Ｇ２０會議是否專門討論了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問題？

答：周小川行長在春節后接受專訪和在此次Ｇ２０上海會議前的記者招待會上，已經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問題進行了全面、清晰的闡述。此次會上，各方普遍對周小川行長的表態予以贊賞，認為其澄清了許多重要問題，實現了有效溝通，因此會議本身并未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進行太多討論。

當然，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仍是各方關心的問題。這里我僅想在周小川行長最近表態的基礎上，再說幾個觀點。

首先，盡管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有所提高，出現了一些波動，但其波動幅度相比其他貨幣仍然要低得多，不僅低于發達經濟體貨幣，更要遠低于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因為各國對本幣兌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方法都不一樣，這里就以兌美元匯率為例。２０１５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年波動率為２．９８％，而歐元、日元和英鎊兌美元匯率年波動率分別為１２．０６％、８．１９％和８．６０％；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印度盧比、南非蘭特和馬來西亞林吉特兌美元匯率的年波動率分別為１９．８２％、２５．６２％、４．８１％、１５．５９％和１１．９３％。所以，不應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產生過度反應。

其次，在過去很多年我們都希望藏匯于民，這不僅可以減少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問題，也可以使我國的外匯資產被更有效地管理，風險也可以更分散。近期外匯儲備的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匯資金從官方向企業和個人的轉移，是中國企業和居民增加了外匯資產和減少了外匯負債，結果就是藏匯于民，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況。

第三，有人看到中國去年１２月和今年１月外匯儲備下降較多，便推算外匯儲備將始終按這一速度下降，從而很快降至一個較低水平。這種推算不一定合理。一方面，前面已經說了，中國外匯儲備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匯資產和減少外匯負債，這個過程是有限度的，資本外流的速度會逐漸降下來；另一方面，中國每年仍有很高的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進項，資本流入速度仍然較快。

第四，人民幣匯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機力量的影響。我們對人民幣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幣匯率會由更多地受短期預期影響向基本面回歸。在這方面，我們有的是耐心。

問：公報中有一段關于國際金融架構的內容，能否談一下Ｇ２０討論這個問題的背景和意義？

答：２００８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加強全球金融架構的必要性，此后Ｇ２０將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別是２０１１年法國擔任主席國期間，專門設立了工作組，重點討論國際金融架構議題。但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的注意力聚焦于應對危機和促進全球經濟復蘇，Ｇ２０對于國際金融架構的討論有所淡化，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由于種種原因中斷了。

當前，全球金融體系更加復雜、聯系更加緊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經濟比重也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復蘇并不穩固，在長期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后，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也再次凸顯了不斷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國決定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這個提議得到了Ｇ２０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反響很大。

此次會議期間，各國對國際金融架構的議題進行了充分討論，批準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計劃，并達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識。首先，２０１０年改革方案在拖延五年之后于２０１６年１月份生效，這是ＩＭＦ份額和治理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各國均對此感到鼓舞。這次會議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繼續推進下一步的改革，并對ＩＭＦ于２０１７年年會前完成第１５次份額總檢查的時間表表示支持。

其次，在當前融資環境整體收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流出挑戰的情況下，各方一致同意應更好地監測資本流動，及時識別風險，并總結各國的應對經驗，同時也強調了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這些共識對于增強信心，穩定市場，幫助各國應對大規模資本流動帶來的挑戰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這次會議再次歡迎了人民幣加入ＳＤＲ，會上各方同意研究更多使用ＳＤＲ的問題。ＳＤＲ作用的增強對于完善國際貨幣體系，增強其韌性和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主權債的有序重組對維護貨幣金融市場的穩定非常重要，為此，各方強調要繼續推動主權債務重組進程的有序性和可預期性，并加強債務可持續性框架。這有利于推動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的不斷完善，有利于穩定市場信心，從而促進維護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的健康增長。

問：此次公報關于金融部門改革達成的共識有何亮點？

答：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國際社會已推出了巴塞爾ＩＩＩ、提高總損失吸收能力（ＴＬＡＣ）等諸多金融部門改革措施。我們始終認為，制定改革措施很重要，但落實改革更為關鍵，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紙面。因此，此次會議Ｇ２０各國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各國應及時、全面落實相關金融部門改革措施”。

與此同時，應該看到，金融體系的外部環境和內在結構總是不斷發生變化，一些新的風險和脆弱性會不斷顯現，這是很自然的。因此，Ｇ２０各國也均同意需要繼續密切監測影子銀行、資產管理和其他市場化融資有關的風險，提出切實防范風險的有效措施。

第三個重要成果是關于宏觀審慎框架和政策。危機之后，各國紛紛開始重視宏觀審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不少Ｇ２０國家的金融監管框架在危機后也進行了改革和調整，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在這次會議上，Ｇ２０國家高度重視梳理這些經驗和教訓，從而為各國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框架提供有益的借鑒，對于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也將有重要意義。

問：Ｇ２０公報中有一段關于普惠金融的表述，其中提到了數字普惠金融。可否介紹一下Ｇ２０財金渠道討論普惠金融的背景，以及我們在這方面的考慮？

答：中國一直高度重視普惠金融發展。近幾年，Ｇ２０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對普惠金融議題的關注有所淡化，今年我們借擔任Ｇ２０主席國的機會，重新在Ｇ２０財金渠道下推出普惠金融議題。這個想法不僅得到了Ｇ２０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還有許多非Ｇ２０國家也積極響應。

我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發展普惠金融，著力加強對中小微企業、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金融服務”。因此在Ｇ２０下討論普惠金融議題是把我們國內的發展要求與Ｇ２０這個國際平臺結合在一起，可以通過國際討論促進國內發展。

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這次會議的公報中提出要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數據收集和指標，這是我們今年重點推的兩個議題。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在這些方面所積累的良好實踐，也愿意與各Ｇ２０成員分享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同時，我們還將在Ｇ２０下繼續關注中小企業融資、金融知識普及和金融消費者教育等其他重要的普惠金融議題。

問：Ｇ２０公報中有一段關于發展綠色金融的內容，這在Ｇ２０歷史上是個新話題。能否談談Ｇ２０推動綠色金融的背景和意義？

答：“綠色”是我國“十三五”規劃中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而且“十三五”規劃也明確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也已成為我國的國家戰略。今年我們第一次把綠色金融加入了Ｇ２０議程。這個倡議獲得了Ｇ２０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我們與英格蘭銀行著手組建了Ｇ２０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可以說是在Ｇ２０的歷史上留下了中國印跡。

目前全球面臨嚴峻的環境挑戰，發展綠色金融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有助于改善全球環境，同時也能動員更多資金，進行綠色投資，有利于提升全球的經濟增長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