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周小川行長在美國華盛頓出席了經合組織(OECD)《關于中小企業和企業家融資狀況的報告——OECD打分板》新聞發布會。周小川行長在發布會上發表了致辭，并與OECD秘書長古里亞共同回答了記者的問題。周小川行長的致辭和記者問答文字實錄如下。

周小川行長的致辭：

很榮幸受邀參加OECD中小企業融資報告的新聞發布會，感謝古里亞秘書長的盛情邀請。我得知該報告已是第五版，是一份非常重要且有用的報告，祝賀OECD。

自2010年以來，中小企業融資一直都是G20的重要議題之一。促進中小企業融資有利于實現G20“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增長目標。促進中小企業融資涉及G20下投資、普惠金融、就業、稅收、創新和發展等許多議題。中小企業融資是G20投資和基礎設施工作組（IIWG）的重點議題之一。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也關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并成立了專門的中小企業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改善中小企業融資。

OECD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研究成果頗豐。G20領導人歡迎《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該文件還被列為G20峰會的議定文件，是G20成員國需落實的原則。我們收到了OECD關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多份報告。今天發布的這份報告進行了具體國別分析，提出了寶貴的政策建議。這份報告不僅可以豐富G20關于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討論，還可為G20成員的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中國在接任G20主席國后高度重視中小企業融資。OECD的文件、打分板、手冊和其他材料具有啟發作用，我們從中看到了許多與中小企業融資相關的內容。除了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市場準入便利政策之外，今天我想談談如何在G20框架下的各項工作中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在投資議題下，我們關注中小企業融資工具的多元化，希望能推動G20出臺這方面的指南性文件。在普惠金融議題下，我們要求GPFI拿出具體計劃，以落實去年G20領導人在安塔利亞通過的《G20中小企業融資聯合行動計劃》。

盡管如此，中小企業融資目前仍面臨諸多挑戰。正如今天這份報告所指出的，中小企業融資往往依賴傳統銀行貸款，但一些國家的中小企業貸款開始減少，無法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現在我們可致力于發展傳統融資工具以外的其他融資渠道。這份報告中的打分板是一個有用工具，可為G20監測金融改革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提供幫助。我們愿與OECD合作探討如何最好地使用打分板。

下面我想借此機會介紹一下人民銀行在促進中國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方面的一些做法，我們的許多做法與該報告的結論一致，我們也采取了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措施。

一是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針對中小企業貸款占比較高的金融機構實行定向降準。

二是加強信貸政策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尤其是社區銀行優化業務流程，加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投放。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還在設法向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或擔保。

三是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擴大知識產權、股權、應收賬款等質押貸款業務規模。傳統上，只有房地產可用于質押，因此我們擴大了質押范圍。同時積極發展供應鏈融資和創業擔保貸款。

四是擴寬中小企業多元化融資渠道。推出供應鏈票據和定向可轉換票據等適合中小企業使用的融資工具。

五是加強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完善中小企業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評級和應用機制。

六是推動普惠金融和互聯網金融發展。中小企業是當前普惠金融和互聯網金融的重點服務對象。

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們需要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

雖然中國在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取得了進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足夠的中小型金融機構，特別是基層的社區銀行。其次，雖然已在信用信息數據庫建設方面取得巨大進展，但仍需努力建立高水平的信用評級體系。第三，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民財富尚未充分積累，缺乏足夠的有效抵押品，應鼓勵新的中小企業通過股權方式進行融資，眾籌等互聯網金融股權融資形式取得發展，但仍處于初級階段。

我們采取的不少措施均與OECD報告的建議一致。下一步，我們會與G20成員國以及國際組織合作，推動G20以及國際社會更密切地關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讓中小企業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再次祝賀OECD發布該報告。

記者問答：

華爾街日報：中國的債轉股是否包含中小企業，還是僅僅針對大企業和國有企業？

周小川行長：這是一項新政策，有些內容細節還在討論。據我所知，債轉股主要是針對杠桿率比較高的公司，并不是針對特定規模或產權結構的某一類企業。大型企業借貸比較多，杠桿率自然也比較高。而這些大企業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也包括一些民營企業。這個政策對他們都適用，可以幫助他們降低杠桿率。另外，這個政策也跟產能過剩有關。如果存在過剩產能，企業就會虧損，導致資本受損，杠桿率就會上升。因此，降低存在過剩產能部門的杠桿率，也是制定這個政策的一個目的。而中小企業因為沒有過度貸款，杠桿率不算高。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研究中國銀行史的時候我讀過一本關于上海銀號的書。當前，中國一方面需要大量中小金融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又在打擊地下錢莊。而在過去幾千年，中國非常依賴這種本地化的小型錢莊或銀號，來運作中國的金融體系。有沒有可能通過法律或管理辦法在某種程度上讓地下銀行或錢莊的金融服務合法化？

OECD秘書長古里亞：很長時間以來，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通過錢莊融資是非常傳統的做法。問題是在中國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企業注冊，但不能隨意創立新的銀行機構。從資產負債表來看，銀行的債務是老百姓的存款，如不能很好地進行金融監管，老百姓將遭受損失。現在的融資方式可謂形式多樣，包括小額貸款、批發融資，所有這些都要求金融體系足夠穩健、監管有效、金融機構資本充足。有些金融機構雖然很小，但也必須保持穩定，否則如果局勢失去控制，最終很有可能對經濟產生難以想象的影響。雖然我不否認傳統和文化，但不能以規模經濟或其他名義繼續發展地下錢莊，不應該讓更多不受監管的機構出現。

周小川行長：我想再補充一點。一個世紀以前，交通很不發達，電信業還沒有發展起來，所以當時信貸生意主要服務于本地客戶，借款人的商品和服務也主要用于當地。這和當前的情況有很大差異，現在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互聯網從全國融資，其支付也遍及全國，甚至還會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因此，它們的資產負債表涉及范圍比以前要寬泛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小型金融機構也可能引發大問題，因為它會導致金融風險在機構之間的鏈式傳導。所以，我們當前更需要小型社區金融機構，而且應當將其置于嚴格有效的監管之下，包括建立資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等監管規則。

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強調中國的公司債務累積問題。有人認為中國用加杠桿的方式來促進短期的增長，這將影響甚至犧牲長期的發展。在這方面，您希望對我和外界傳遞什么信息？

周小川行長：中國公司部門總體杠桿率比較高，但如果進一步細分，我們可以發現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源相對較難，所以要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融資。而傳統企業仍然處在改革和轉型階段，需要降低杠桿率。這里我想講三點：一是在經濟改革之前，中國所有的大型企業都是國有的，但并不是說這些企業都是由財政提供的資本金，而是向銀行體系大量借貸。80-90年代的時候，這些企業雖然進行了公司化改革，但一般只有很少的資本金，如5-10%左右，其他的資金都來自于銀行貸款，因此杠桿率比較高。這種現象在轉軌經濟體中比較常見，比如中東歐和中亞的企業。二是中國的儲蓄率較高，儲蓄率將近50%，去年是46%，雖然我們在大力鼓勵消費，但這種變化是漸進式的。從整個國家的情況看，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負債方面有很多的存款，與之相對應，必然有很多的貸款。如果我們將儲蓄率達到46%的中國與一個儲蓄率為23%的國家相比較，杠桿率可能相差一倍。第三是我們需要大力發展股權融資。在中國，證券市場是在大約25年前建立的，發展時間比較短，還不成熟。儲蓄只有一小部分進入股市，還有一小部分進入了保險業，但大部分還留在傳統的銀行業。以上三方面是導致中國企業部門高杠桿的深層次原因。高杠桿同時意味著高風險，貸款發得多，不良貸款可能也相對較多，尤其是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改革和發展，逐步改善這種現象。

BBC中文記者：根據您對近期中國經濟形勢的評估，您是否認為人民幣還有進一步貶值的空間？

周小川行長：這次新聞發布會的目的是探討中小企業融資，明天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會議上，我們會提供中方書面聲明，會回答你的問題。

OECD秘書長古里亞：我想告訴你的是，貨幣匯率出現貶值和升值是完全正常的，這是經濟學的邏輯所在。現在人民幣加入了SDR貨幣籃子并正在邁向可兌換，利率也具有了更多的靈活性，這都將使得人民幣變得越來越像世界上的其他貨幣。比如說，美元會升值和貶值，歐元和日元也會升值和貶值，有什么理由認為人民幣就不能升值和貶值呢？你當前所看到的都是一種將成為常態化的現象。隨著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并大規模參與全球貿易和投資，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中樞，人民幣也成為了全球金融架構的一部分。同時，人民幣產品越來越多，相應的產品價格也越來越重要。匯率是什么？是一種價格。利率是什么？也是一種價格。價格取決于經濟形勢，而且它們上下波動不僅受到國內經濟形勢的影響，還要受到世界其他地區經濟形勢的影響。正如世界受到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樣，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緩慢，也會影響到中國進口和出口，進而也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你不應當簡單地去關注這些眼前的問題，你真正應當關注的是生產率、創新、監管框架、國企治理和金融部門等更加深層次的因素。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你的關于人民幣匯率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周小川行長：我完全同意古里亞先生所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