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徐杰 跨境電商新政已滿月，但自推行以來市場熱議不斷，有人持擁護新政，認為進口跨境電商涉及外貿業態與國家稅收，必須從嚴；也有人認為，進口跨境電商作為新生事物，應給予開放的生長空間。 張漢東是國內資深的跨境貿易專家，現任外貿大省的浙江省商務研究院的院長，也是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申報的”智庫專家”,他是新政的堅定的擁護者，認為新政的出臺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并認為新政出臺的時間遲了些。 5月9日，張漢東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的專訪。 跨境電商應以出口為主 NBD：4月8日起，中國實行新的進口稅收政策，有市場聲音認為，按一般貿易監管、化妝品注冊備案等規定，相關部門調研并不充分，建議暫停新政實施，對新政的措施進行全面評估。您如何看待這次跨境電商新政？ 張漢東：我對跨境電商新政的看法是八個字：“情理之中，意料之中”，早在新政出臺半年前，我已經預料到中央將會對跨境電商實行管制。 目前，杭州也受到了新政的一些影響，但并不凸顯，短期問題雖有，但從長期來看會慢慢恢復。我認為，跨境電商的進口不是重點，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還是要立足于中國產品銷售、中國產品的市場開拓，以出口為主。 NBD：之前跨境電商在發展過程中主要出現了哪些系統問題？ 張漢東：新政之前，跨境電商的發展主要是“鉆了政策的空子”。 其一，病根在于國家稅制不統一。在海關稅制當中存在著兩個平行的稅收體系：一個是關稅體系，依據商品種類，進口稅率有所不同，在這個稅制基礎上再繳納增值稅和消費稅；另一個是行郵稅體系，這是針對過去個人行李和郵遞物品設立的稅種，比如個人行為下的海外采購，只有超過置用標準的物品才需要繳稅。 行郵稅的特點是私人性質，行郵物品的概念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商品。但是自跨境電商興起之后，模糊了個人物品和商業貿易這個概念，錯誤地利用國家兩種稅制之間的差異，沖擊國家一般貿易，把大量國外商品輸入國內。 其二，電商的興起打破了幾百年來的貿易慣例。海淘、代購等實際上就是一個商業概念，這是一個全新的商業業態，對海關、財政部、商務部、地方政府來說，這是一個新生事物。所以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跨境電商的行為。 尤其是從地方利益上講，跨境電商解決了地方就業問題，且不妨礙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征收，而企業沒有繳關稅、消費者又可以買入價格更低廉的個人商品，所以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消費者，都持有積極的態度。 相反，從中央政府的層面上講，跨境電商是把批量產品化整為零，一個集裝箱進口需要納稅，但是化成了幾百個郵政小包就無需納（關）稅，關稅是中央稅，因此中央政府應該是持有截然相反的態度。 在模糊了個人行為和經營行為的邊界之后，跨境電商超越了日用消費品的概念，將生產資料、機器設備也化整為零地進口，造成中央政府稅款的大量流失，于是到了必需整改的時候。 放任與誤判導致企業困境 NBD：新政落地一個月，行業倉促應對新政，保稅倉無法正常出貨，也有企業因此亟待拓展新市場和新領域。面對這樣的現象，您覺得可以給這些企業和政府部門提出什么樣的建議和發展方向？ 張漢東：首先要明確的是，跨境電商新政的執行并非矯枉過正，甚至力度是不夠的。因此從企業的角度講，要認清根本，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關系。 企業經營還是要依法依規執行，既有法律的明文規定又有法律的基本原則。在公開透明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面前，通過優質個性化的服務或創新的商業模式，樹立正確的盈利方式。 其次，如果說政府有責任，責任就在于政府部門的失職，以前的放任和對形勢的誤判，沒有給予企業正確的引導。從宏觀層面上說，國家必須統一稅制，需要有一個長遠的規劃。行政法中有一個理念叫做信任利益原則，企業因信賴政府而做出的一些投資行為所造成的損失，不應該由企業獨自承擔。 雖然政府出政策是必要的，但其實應更早推出新政，因此對于那些原先合法合規卻在新政中飽受沖擊的企業可以采取柔性處理，允許在途、在港的貨物銷售完畢后遵循新政。 海外倉建設風險不低 NBD：近期許多跨境電商嘗試轉型，比如出口企業建立海外倉。您認為這些企業的戰略思路如何？ 張漢東：這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方面，海外倉的建立是為了解決流通成本的問題，大大壓縮在途時間，爭取做到零時差地完成交易。事實上B2C的貿易模式導致銷向個人的商品無論運費還是包裝費用都只增不減，且包裝材料不能回收，從某種程度上增加了環境污染和運輸成本，海外倉的建立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要節約生產和流通成本，批量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有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海外倉的建立必須和大數據結合起來，國內商品銷往海外，企業要根據以往的銷售業績和對市場的敏銳把握，精細估計產品的分配，不然原材料的積壓造成的倉儲成本和資金占用成本都能成為建立海外倉的不利因素。 浙江省政府確實在大力推行海外倉，但我認為這是一種誤導。沒有明確海外倉的建倉主體是誰，是電商企業還是物流企業還是政府本身，其效用是截然不同的。 全國有幾百萬家電商企業，小企業無法建立海外倉，對于大企業來說除了要定性這是一個商業設施還是公共服務設施之外，更要理清其服務對象是企業自身還是包括了部分中小電商企業，如果是后者，那么費用的標準、歸屬權的把控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NBD：您認為跨境電商是否可以作為緩解外貿壓力的一種手段？其中存在哪些瓶頸和亟需解決的問題？ 張漢東：我們希望打造跨境電商作為外貿出口的一個新的增長點，但它目前還承擔不了這一重任，因為其所占外貿數額實在微不足道。要以此作為增長點，也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跨境電商出口的數據無從知曉。 我國外貿出口數據統計是由海關部門提供的，但海關的布點有限，監管也有限。正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跨境電商能夠促進外貿就是一個生產力，海關監管就是生產關系，政府的管制行為必須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一切制度設計只有管得住才能通得快。 （實習生張韻、金贛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