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從證監部門到稅務機關，近期相繼曝出多名官員離職的消息，有媒體甚至把這稱為“離職潮”。

不過，用不著把它當作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甚至引發到公務員“人才荒”的討論上，其實這是政府職能變化導致的“輕官員”體制，是往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在上一波公務員離職潮中，誕生了馮侖這樣的企業家，代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興盛期；如果這一次的公務員離職也能稱之為“潮”的話，同樣也顯示著市場經濟的暗流涌動。

我國公務員最需要的品質是敬業與忠誠，其次是才能。

美、日等國的第一流人才通常不在公務員隊伍里，但這并沒有阻擋這些國家體制發揮高效率。

如果基礎制度設計較為合理，加上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就是偏離也偏不到哪兒去。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的確需要精英治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必須養著一大幫體制內人員，而是需要一套遴選制度，篩選出有實際才能、有底線思維的地方官員。

同時，在設計制度的時候，要使各個不同利益群體充分博弈，制度才有長期生存的基因。

假如制訂制度之時，由一大幫從未納過稅、從未從事過創業的人在那兒主導設計，或者讓剛出校門的人參與制訂核心政策，這樣會徒增社會風險。

最好的辦法是，把大部分人放養到市場中，擁有實戰經驗，成為智庫人士，這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辦法。

官員離職背后原因很多，其中大部分原因都讓人欣慰。

第一個原因是，官員利用權力尋租的“租金”少了。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在我國大城市中，稅務部門正迎來多年來最猛烈的一次“離職潮”。

一方面是稅務官員升遷難，當地稅務局干部選拔的標準變化太快，一般稅務官員大多對自己的前途不抱太多希望；另一方面是經濟難，這是最關鍵也是最根本的一個問題，“公費醫療沒有了，養老金改成自繳費社保了，稅務局收入減少了，特別是在大城市，這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這難道不是好事嗎？以前一個城市，最輝煌的大樓之中不乏國稅局或者地稅局，以前考稅務局公務員的崗位不是120：1就是130：1，經過殘酷的競爭或者調動極大的關系，才能進入稅務部門序列。既然進入門檻如此之高，通常來說工資、尋租“租金”也得比較高，才抵得上此前花費的成本。

一旦“權力租金”下降，部分人就會退出而去尋找更高的收入，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證監會官員離職的原因大致相同。

第一波所謂“離職潮”是從1998年持續到2003年，從證監會下海到基金公司的高管達到11位，5人擔任總經理一職；第二波則是從2004年到2010年，官員離職以2004年、2005年和2007年最為密集；第三波從2010年至2014年，前往基金公司的官員達到15位；第四波是從2014年開始到現在。2014年全年，證監會約有30名處級以上干部離職，其中大多數投身市場機構。

分析其中的原因，要么是因為股市大漲，要么是因為官員的收入遠遠比不上基金公司高管（即使加上隱性收入也趕不上市場人士），這讓那些認為自己有一技之長、或者有獵頭盯上的官員率先跳槽。

第二個原因是，“尋租”的風險更高了。

2015年是我國監管機構被捕人數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級別最高的一年。

以往發行與并購重組名單就是博弈的重點——掮客對名單明碼標價，手握發行、并購大權的專家、官員，以極低的制度風險獲得潛收入。現在隱性收入或許還有，但風險卻大大上升，甚至得不償失。

證監會每周的新聞發布會，一般都會真刀真槍公布幾個案例，估計這會讓不少人心驚膽戰。

很多人擔心，政府內的專業技術人員進入企業、機構，會導致監管力量下降。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政府內只要有部分精英即可，其他的應該是高效的執行者。考慮到政府擁有主要的資源配置權，真想納入部分精英并不難，因此也不會招聘一大批人全都當精英供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