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記者 李彪

早在201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首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時隔4年半，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再次明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方向，并提出了6個“必須”。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路該怎么走，戶籍門檻、高房價等是否會將部分中等收入者趕回低收入群體？針對這些問題，《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訪了多年從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王小魯。

發達國家已有成功經驗

NBD：近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王小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讓大量低收入者轉變為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外也要有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要做到這些，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公平競爭、有活力的市場環境；二是有一套比較健全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體系。此外還要有一個廉潔、透明，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

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一個公平競爭、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特別重要。但是，單純靠市場競爭沒辦法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需要有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體系來解決這些。發達國家已經提供了很多成功經驗。二戰以后，發達國家都普遍建立起全面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防止一些人長期陷入貧困，幫助他們向中等收入群體轉化。

很多發達國家二戰前社會貧富差距懸殊，但隨著這些制度的建立，現在大部分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相對較小，中等收入群體占比很大。因此，社會結構的合理化主要靠政策、制度方面的轉型。

NBD：中等收入群體該怎么科學劃分？當前實際情況與您提到的兩個基本條件是不是還有差距？

王小魯：我們國家還在發展過程中，劃定中等收入群體不宜采用絕對標準。可以以社會的中位線收入水平為參照，劃一個適當的區域范圍，作為中等收入群體。這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按收入比例。

過去較長時期，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響。一是市場環境的改善不順利，政府對資源配置和其他市場活動的干預比較多。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主要不是靠政府“給錢”，而是靠市場發展。二是城鎮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沒有城鎮戶口，難以享受城市的醫療、子女教育、社保、保障住房等。如果能讓這部分人變成名副其實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就可以逐漸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房價快速上漲成為障礙

NBD：中等收入群體擴展步伐減慢有哪些原因？

王小魯：改革開放以后，中等收入群體擴大較快。但在過去十幾年，中等收入群體擴展速度明顯放慢。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業壟斷、政府過多干預市場以及一部分官員腐敗等因素，影響了市場環境，妨礙了公平競爭。此外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變化，讓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重新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起到了逆向再分配的作用。

NBD：應該如何理解高房價等因素讓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重回到低收入隊伍？

王小魯：一些小企業，因為政府干預，其中又存在大量尋租行為，使其生存變得很艱難。同時，一個市場上壟斷力量過強，會對競爭性的行業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如果國民總收入和社會財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少數行業和企業，將明顯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存在和發展。

這些年來還有一個現象，股市的大漲大跌和房價、地價過高，實際上對部分中等收入群體產生了很大影響。因此資本市場如果沒有嚴格監管，不是一個透明度高、管理規范的市場，就容易損害小股民的利益。土地和房地產市場的狀況也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生長起了壞作用，一些城市房價上漲速度遠遠快于收入增長速度，這就可能讓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

隨著城市化的進展，大城市的房價、地價上漲有必然性，但上漲得如此之快，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在現行制度下，通常是地方政府統一征地、獨家賣地，壟斷了土地市場，也大大推高了房價。普通工薪階層很難靠自己的收入在城市買房，怎么變成中等收入者呢？

收入分配改革推進緩慢

NBD：中央此次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強調了6個“必須”，其中包括必須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談論了很多年，它推進的難點在哪？

王小魯：過去幾年，我們對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重點并不完全清楚。有些部門認為由政府來調一下工資，或者限制高收入就是收入分配改革了，這種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現在收入分配改革面臨最主要的問題是體制問題，只就收入分配談收入分配，難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值得高興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明確的改革方向，即便有些還不太具體，但方向是對的，關鍵是怎么落實。當前的困難就是落實改革目標的進展太慢，有些方面甚至沒有什么進展。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解決各個領域的體制問題，但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都推進非常慢。財稅體制的改革做了一些，但有些重要的方面動作不大。推進這些改革，只靠少數職能部門不行，需要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

NBD：您對“十三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什么建議和期望？

王小魯：現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一定只是加大投資，擴大社會保障也是重要方面，有了全面覆蓋的基本社會保障，才能拉動社會消費。

希望“十三五”時期戶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既拉動經濟增長又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雖然現在中小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所松動，但是這些地方就業機會比較少，實際效果有限，多數大城市的戶籍限制并沒有多大改變。

財稅體制改革不僅僅要搞營改增和調整中央地方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透明化，解決社會監督問題，并改善政府支出結構，少搞過度投資，減少政府自身的過量行政支出，增加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支出，并有效減輕企業負擔。

此外，就是政府對市場、對資源配置過度干預的問題，也需要盡快解決，政府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占的比重非常高，這個領域政府參與過多，也造成了部分不良債務。在競爭性領域，需要盡量把配置資源的功能還給市場，減少政府干預。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推進。總結試點經驗，擴大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