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四大城市的積分落戶政策均已落地。這幾個特大城市同時紛紛表示，積分落戶政策與人口控制密切銜接。

“新華視點”記者了解到，近期，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有向外“劃圈”趨勢。由于房地產市場快速上漲、資源承載力不足等原因，北京、上海周邊小城市的落戶政策明顯收緊。規劃專家表示，大城市的人口疏解不能孤立開展，城市圈的配套規劃和產業布局亟待推進。

京滬周邊部分中小城市“買房就落戶”政策不再

記者了解到，雖然大部分省區市已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基本沒有門檻，但從今年４月１０日起，緊鄰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的落戶政策已全面收緊。

根據今年一季度印發的《河北省居住證實施辦法（試行）》，北京周邊的三河市、涿州市市區及下轄建制鎮，香河縣、固安縣、懷來縣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等，可綜合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參加社會保險年限等因素，合理確定落戶條件。其中特別明確提出，“城鎮綜合承載壓力大的，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居住證積分落戶制度”。

《三河市促進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工作領導小組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規定，購買商品住宅且在三河市繳交三年社會養老保險的外地人，準許遷入三河市戶籍。這一政策意味著，原先在燕郊買套房馬上就能落戶已成為過去式。

在緊挨上海的蘇州，今年年初也出臺實施了《蘇州市流動人口積分管理辦法》，外來人口如果想要落戶蘇州需要首先申請參加流動人口積分。蘇州每年將根據公共資源的實際情況，安排一定數量的流動人口遷入戶籍。

京滬虹吸效應仍在加強，“大城市病”向周邊蔓延

北京、上海周邊人口政策收緊的重要原因是飛速上漲的房價。

北京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２０１５年８月北京通州出臺最嚴格限購后，很多資金外溢，開始炒作環北京樓市，導致當地房價暴漲。據記者統計，河北燕郊的房價已經從２０１０年前后的每平方米４０００元左右，最高上漲至每平方米２萬元以上。

同樣，蘇州的房價也在一路飆升。今年上半年，蘇州房價同比上漲超過２０％。

事實上，隨著京滬劃定人口紅線，人口調控疏解的壓力越來越大。從北京、上海劃定的到２０２０年的人口紅線看，今后五年京滬常住人口增長空間分別為１２９．５萬人與８４．７３萬人。北京、上海“承接不下”的流動人口大多轉向周邊小城市。

記者調查發現，這種趨勢帶來的后果，直接導致房地產企業繼續“攤大餅”式開發，京滬周邊房價暴漲。去年以來，北京、上海房價持續上漲，不少“北漂”“滬漂”選擇在三河燕郊、昆山花橋等環京、環滬地區購房。

讓當地政府擔憂的除了增長過快的房價，還有人口激增帶來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的巨大負擔，資源承載力呈現嚴重不足。

據記者了解，由于大部分住在燕郊的居民都在北京上班，潮汐式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間的人流持續增加，每天多條進出京道路均“車滿為患”。還有專家曾對蘇州昆山市進行測算，按２０１４年末該市流動人口達１７５萬人計算，如果每個外來人口市民化社會成本約為１５萬元－２０萬元，政府需要投入超過２６００億元。

多位專家表示，上述現象折射出，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資源虹吸效應仍在加強，這令“大城市病”有向外蔓延的趨勢。

人口調控應放眼整個大都市圈，產業布局平衡需要高度重視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提出，大城市人口調控并不能簡單地向外“劃圈”，而應放眼整個大都市圈進行統籌規劃。

在上海一家美資企業工作的銷售工程師盧俊波，每周五都要搭乘高鐵返回無錫的家中。“還是在上海才能找到比較理想的工作，但是上海房子太貴了。無錫的房價比較低，我買時每平方米不到１萬元，無錫到上海坐高鐵只要４０多分鐘。”這位新“長三角人”說。

這些現象集中反映了都市圈中“睡城”的形成原因，即中小城市產業規劃與發展不足，不能讓大量人口在居住地就業，以至于外圍中小城市僅僅成為大城市核心區“攤大餅”的一部分。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相對來說，珠三角的深圳、廣州、東莞、佛山、中山等構成的都市圈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日趨均衡，人口與產業布局趨于平衡，對“大城市病”擴散蔓延產生了積極作用。

張車偉認為，城市在向外擴張的同時，相應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適時跟進，合理配置，才能促進人口的空間優化。在都市圈，應加強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密切聯系，加快同城化進程，促進公共資源在城市間和區域間的合理分布。

每天乘坐“８”字頭公交車往返于河北燕郊與北京國貿之間的孫先生說，住在燕郊的數十萬“白領”基本都在北京工作。但是在北京、河北現行的落戶政策下，教育、社保等問題都很難在兩地解決，這一人群既“漂”在北京也“漂”在燕郊。

專家建議，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過程中，應積極對接產業轉移，合理規劃產業布局。選擇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規模較大的區域附近布置相關產業，吸引就業人口從中心城區向郊區新城轉移。“在人口調控中要統籌都市圈的產業布局、經濟活動和公共服務，引導人口合理聚集。”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認為。記者 楊毅沉、何欣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