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著高檔車，抽著芙蓉王，住著保障房”，這并非調侃。根據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去年我國有5.98萬戶家庭隱瞞收入、住房等信息通過審核或應退出未退出，違規享受了貨幣補貼、實物配租等。保障房違規分配的漏洞在哪里？如何有效堵上這些漏洞，確保民生政策落到實處？記者進行了調查。

三五十元的低保房，轉租能賺1000多元

“住保障房的可不一定都是低收入群體。我身邊就有人開著高檔車，抽著芙蓉王，住著保障房。還有一個朋友，弄到了三套保障房，自己住一套，兩套轉租出去。像我這樣收入低、又沒啥門路的，老老實實排隊分到一套保障房，反倒挺不容易。”江西省廉租房住戶宋先生向記者抱怨。

保障性住房是住房供應體系的重要一環，主要為城鎮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其中租賃型保障房，又稱公租房，國家給保障對象一定比例的房租補貼；出售型保障房包括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等，售價低于市場價格，轉賣時需滿足一定條件以彌補價差。

保障房分配、使用不合規現象并非個例，已成為年年禁止、年年復發的“頑疾”。

“按規定，低保戶家庭一個月三十多元、五十多元租金即可租住。可有些不是低保戶的人違規騙租后，轉手再把房子租出去，租金1500元左右，這樣就賺了差價。”一位住在北京大方居廉租房的住戶說。此外，有的保障房還被出租、出售給社會機構使用。

漏洞在哪里？——制度不完善，監管不作為，違規成本低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套利空間的存在造成了一些漏洞。

1.制度的不完善，為套利提供可能

一方面，《城鎮住房保障條例》還在立法過程中，尚未出臺。“目前對于騙房騙補行為處罰的力度、執法的依據，缺少更權威的法律規定。法律的薄弱也會造成保障房違規現象增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劉衛民說。

另一方面，住建、民政、公安、工商、稅務等部門的信息共享機制不暢，使得對保障房申請對象的動態管理有一定難度。此外，保障房審核機制雖然總體上比較嚴，但仍存在一些漏洞，容易有機可乘。“比如說隱瞞收入就比較容易操作。目前對申報者工資收入的審核較嚴，但對資產收入等信息卻疏于核實。”嚴躍進說。

2.基層監管手段有限人員不足，導致監管力不從心

劉衛民說：“比如縣一級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門，就那么幾個人，管那么多項目，行政監管能力相對薄弱。”除了客觀因素，監管方面也存在主觀不作為。雖然多數地區都實行“三審兩公示”的制度，但實際操作中一些地區并未嚴格執行，“只要社區居委會通過了初審，把申請表交上去基本就沒問題了，街道辦和上級的房管部門不會再下去審的。”

3.違規成本低，使一些人抱有僥幸心理

“申請一個再說，大不了交點錢把房退了”，甚至不惜通過隱瞞虛報、賄賂等不正當手段申請保障房。根據住建部的規定，以欺騙等不正當手段，登記為輪候對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賃住房的，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記入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檔案；已承租的，限期退回住房，按市場價格補繳租金，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公共租賃住房。1000元的罰款相較每年幾萬元的房租收入不值一提，讓不少人敢“頂風”搶搭福利便車。

保障房的建設初衷是為了解決中低收入群眾的住房困難，如何將保障房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隨著住房市場供求總體走向平衡，打通保障性住房與商品住房間的通道，由“補磚頭”變為“補人頭”，既能減輕去庫存壓力，也有利于完善分配機制，提高監管效率。“重點還是優化制度安排，比如現在有些地方在進行市場定價、分檔補貼，隨著保障對象的收入變化，對補貼進行動態調整。”劉衛民表示。

加強保障房的后期管理同樣重要。專家建議，應建立專門的舉報獎勵經費，以社會監管彌補部門監管的不足，同時，也應加大對相關監管部門的行政不作為懲處力度，敦促有關部門將工作重心從“建”轉到“管”。

提高騙房者的違規成本也至關重要。香港公共租住房屋的住戶，如不準確填寫收入及資產申報表，可判最高罰款5萬元港幣及監禁6個月，香港房屋署亦會向住戶追回因資料不正確而少付的租金，違規成本遠高于內地。北京房地產法學會副會長高喜善認為，有關部門宜通過修訂制度，對違規人員按刑法有關規定進行處理，而不是簡單的罰款了事。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土地資源與房地產管理系主任趙秀池則建議，現階段應將建立個人征信體系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建設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