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余蕊均 楊棄非    

每經記者 楊棄非 余蕊均 每經編輯 官遠星

2017的大幕即將開啟，我們在總結2016的時候發(fā)現，在日趨激烈的中國城市競爭中，大家不約而同地將目光瞄準“開放”，以期深度參與國際分工、進一步擴大國際影響。

如何評判這種國際影響力呢？顯然，一座城市的發(fā)展，不是GDP、人口、房價等幾個數字指標就足以囊括的，這是一個復雜而深刻的問題。

今天，我們通過谷歌圖書語料庫，獲得一組中國城市在外文書籍中的討論度，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這種“開放”的成效，看一看國際社會對中國城市的關注程度。通過這組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的一些城市或主動或被動地開放，進而形成自己的城市風格，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比如晚晴時期的廣州、民國時期的上海、改革開放之后的深圳和西部大開發(fā)之后的成都。

以上為四座中國城市的詞頻曲線圖，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關注度變化。

谷歌圖書語料庫（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是一種基于7種語言、500多萬冊圖書的圖書語料庫，它可以通過可視化的形式呈現出從1800年開始的200多年間，世界圖書中特定的詞匯詞頻的變化。利用這一語料庫，我們可以了解中國城市在世界圖書中提及的情況。

通過這組分析，我們可以窺見近200多年來中國城市開放格局的演變，對于判斷和把握未來各城市的發(fā)展趨勢或有裨益。

廣州：晚清時期的“巨星”

廣州（Guangzhou+Canton）的詞頻曲線圖

特別說明：Canton為“廣州”一詞的舊稱，在漢語拼音推行之前廣泛用于外文中

自漢代以來，中國沿海地區(qū)的海上貿易日盛，廣州、廈門、寧波等港口城市也成為外國了解與討論中國難以避開的話題。作為近代中國歷史最早的見證之一，廣州無疑是這些港口城市中的典型。

觀察廣州的詞頻曲線可以看到，它有一個較高的起點，并且相對于其他城市的曲線占有絕對優(yōu)勢。事實上，這種高起點屬于近代中國城市開放進程中的特例，這正是因為廣州幸免于當時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

1757年，外國商隊在中國海域不斷北上，迫近紫禁城，乾隆下詔關閉浙、閩、江三地海關，指定廣州為唯一的通商口岸。在這一時期，外文書籍對廣州的討論也主要集中在商貿話題上，如對從廣州進口到本國販賣的茶葉、生絲、糖等商品的宣傳（商品廣告等）。

1840年前后，曲線達到峰值。此時正處于鴉片戰(zhàn)爭時期，廣州的商館里充斥著各國商人，這在當時中國的其他城市是十分罕見的，也引起了保守的清政府的重視，先后頒布“禁行使夷錢”“防范外夷章程八條”等條規(guī)，以收緊廣州的開放政策。由于外商的利益受到觸動，更多的外文書籍把目光投向了廣州。

上海：民國時期的“獨秀”

上海（Shanghai）詞頻曲線圖

通過詞頻曲線圖可以看到，在1940年附近，一條曲線的表現非常突出，其所代表的城市正是上海。

1840 年左右，一批中國城市被迫開放，上海正是其中之一。上海的詞頻曲線圖也由此開始。1927年，上海被南京國民政府定為特別市，并制定了著名的“大上海計劃”。到1940年前后，上海迎來“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也是在這段時間內，上海曲線首次超過廣州。

值得注意的是，此間上海受大量國際關注的原因與晚清時期的廣州有相似之處。一方面，上海的經濟政策吸引大量外商，開放氛圍良好；另一方面，大量上海本地民族企業(yè)興起，政府采取了一些保護政策。保護主義與對外開放的“博弈”，引發(fā)大量外文書籍的討論。

深圳：改革開放的“標桿”

深圳（Shenzhen）詞頻曲線圖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的對外開放開啟了新的篇章， “經濟特區(qū)—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fā)區(qū)—內地 ”的全面對外開放格局逐漸形成，從東部沿海向全國范圍的中國城市開放進程逐步鋪開。

1980年，新中國首個經濟特區(qū)——深圳經濟特區(qū)獲批，這一突破性的舉動引發(fā)了大量外文書籍的討論，而經濟特區(qū)在短時間內所取得突破性進展和巨大成就更使這一討論度保持了穩(wěn)定上升的態(tài)勢。

到1990年左右，深圳的詞頻曲線迎來第二次明顯上升，這與那場著名的“南方談話”密不可分。此后，深圳經濟實現“第二次騰飛”，它在外文書籍當中的受關注程度也自此維持平穩(wěn)態(tài)勢。

成都：內陸新興的“高地”

成都（Chengdu）詞頻曲線圖

與廣州、上海、深圳不同的是，成都深居內陸，“蜀道難 ”曾深入人心，在交通不發(fā)達的古代，成都似乎很難與“開放”聯系起來。但事實上，成都自古商埠繁榮，作為“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一度出現“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的盛景。

得益于傳承千年的商貿“基因”，改革開放后的成都加大了對外貿易往來，經濟的開放讓成都受到更多國際視野的關注。從曲線圖可以看出，從1978年左右開始，外文書籍對于成都的討論呈穩(wěn)定增長之勢。

上圖為從1978年開始，“成都（Chengdu）”、“蘇州（Suzhou+Soochow）”、“廈門（Xiamen+Amoy）”、“武漢（Wuhan）”詞頻曲線圖。

如果將蘇州、廈門與武漢這些早期開放城市的曲線與成都進行對比，可以發(fā)現，成都的曲線先后與他們發(fā)生了交匯并實現超越。

回顧歷史，自國家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實施后，西部城市愈發(fā)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作為西部地區(qū)的主要城市之一，成都近年來不斷強化互聯互通，對外通道建設有了實質性飛躍，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不斷推進，成都站到了向西開放的最前沿。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9月，成都吹響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號角，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便是加快建設西部對外交往中心。截至目前，已有16個國家在成都設立領事機構，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yè)達278家，其國際（地區(qū)）航線數量逼近100條。無疑，通達全球的航線網絡將助力成都國際交往度和合作緊密度的提升。從曲線也可以看出，隨著成都的發(fā)展，其國際關注度越發(fā)提升，國際影響力更是蒸蒸日上。

上圖為“深圳（Shenzhen）”、“天津（Tianjin+Tientsin）”詞頻曲線圖。

如果將深圳與天津的詞頻曲線進行對比，也可以看到它們在2006年左右發(fā)生了交叉。從這些曲線的對比中不難看出，無論是深圳還是成都，這些“后起之秀”在國家政策的哺育下，找準發(fā)力點，其受國際關注的程度已經出現了趕超早期開放城市的趨勢。

結語》》

通過這組直觀的曲線對比，我們可以看到，200多年來，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從沿海到內陸，中國城市開放格局的演變清晰可見。按照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進程，一批原本不為國際所熟知的中國城市先后崛起，成為現代化都市和經濟發(fā)達城市，為中國經濟發(fā)展提供新的支撐；而早期開放的中國城市也在不斷探索新的開放模式，進一步鞏固在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城市如果能在中外經濟交流中占據樞紐地位，其也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獲得廣泛關注，提升國際影響力。對于更多期待崛起的城市來說，“開放”也將成為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和目標之一。

（部分內容引自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財經傳媒專業(yè)學生侯忻妤、楊洋、葉霄麒、蔡澤彬發(fā)布在微信公眾號“數據火鍋”中的文章《讀數|四城記：北上廣深四城國際關注史大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