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實習記者 張鐘尹    

每經實習記者 張鐘尹 每經編輯　王可然  

2016年被認為是中國財稅改革的落地年：印花稅調整、“營改增”全面推開、資源稅改革……

8月，《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出臺，勾勒出2016年至2020年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路線圖。

營改增試點全面鋪開，預計全年減稅超過4700億元，減稅作為“降成本”的重要內容，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伴隨營改增的邁步向前，央地財政關系被擺到臺前，央地財政關系財權、事權的劃分以及如何分配再次成為公眾的關注焦點。

圍繞2017年財稅改革的方向和落腳點，《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

增值稅從17%降到13%可行

NBD：2016年財稅改革的重頭戲就是營改增試點全面鋪開。您認為增值稅未來還有哪些改革空間？

馮俏彬：最簡單的辦法是實行單一稅率，我們現在是有四檔稅率，我認為回到兩檔是最理想的。增值稅是普遍征收的稅種，無論是橫向與其他國家比較，還是從企業反映來看，17%的稅率太高，我覺得降到10%以下是不現實的，但從17%降到13%是可行的。

把13%變成普通稅率，再設置一檔低稅率，這兩檔解決不了的，消費稅來補充。

原因在于，增值稅反映不了商品的差別和性質，增值稅就像一個水平線，有些商品比如煙酒，需要消費稅來輔助。目前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充分地討論，我們研究認為，消費稅是增值稅的輔助稅種。

NBD：您認為減少企業稅負的未來趨勢是什么？

馮俏彬：降費的空間很大，我認為減稅不如減費、減基金、減社保。這兩年財政部下大功夫在費的方面進行規范。2015年的政府收入，大約一半左右來自于稅外的各種收入，包括社保、國有企業經營收入等。

我堅持認為，稅收的核心問題是推動稅制轉型，總稅負水平是降無可降，稅的可調余地不大。為社會減負重點在稅外，費只是其中的一種。

我們主張從政府自身做起，取消行政性收費，政府部門履職的時候，不應該再收費了，全社會已經通過稅收支付了。目前有的地方已經做了，深圳早幾年就是行政性零收費。

此外，取消行政性收費對政府的形象有好處；也能夠優化營商環境，有利于增強企業信心。

長遠看穩增長要靠改革

NBD：營改增試點的全面鋪開把央地財政關系問題擺在臺前，您認為2017年新一輪的央地財政體制改革的重點在哪里？

馮俏彬：我們在通向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方向要清晰，要有穩定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第一步，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第二步，劃分財力；第三步，轉移支付。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事權的劃分。迫切性特別強的先解決；然后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如教育、醫療、社保、環保先解決，改革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NBD：您如何看待“基建+PPP”是2017年穩增長的主力軍這一說法？

馮俏彬：現實來講，這個話是對的，目前我們還是靠投資來拉動經濟，短期動作放在投資上，但是要把遠期希望放在改革上。長遠來說，穩增長要靠改革，目前穩增長能夠為深化改革贏得時間。

PPP很重要，毫無疑問是未來的方向。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搞建設的時候也是PPP的方式。我們國家也到了這個階段，因為民間資本已經有實力、有能力參與；但是，有PPP方式不等于以后繼續大搞基礎設施建設，PPP只是作為一個工具。

NBD：PPP有哪些問題？應該建立怎樣的機制？

馮俏彬：現在的情況，主要表現是國有企業參與的，民營資本進不來。是沒有實力，能力嗎？顯然都不是。而是這些領域開不開放的問題，政府愿不愿意與民分利的問題。

我同意一個說法，現在政府的項目投資很大，一般的民營企業可能沒有這樣的實力，未來政府一些小的項目，從一線城市到三四線城市，從基建項目到公共服務項目，這個時候民營企業就能更好地參與。

PPP的合作機制最關鍵是競爭性選拔機制，基于自愿、公平的基礎上，選擇一個合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