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智庫（zhczyj） 杜白羽

“特檢”亮劍，直指三星。法院經過15小時“深思熟慮”，在19日清晨5點決定，否決檢方對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的逮捕令。有驚無險，李在镕從首爾拘留所返回辦公室。

特檢組頂著商界警告“經濟危機論”的壓力，決定“擒賊先擒王”，主要考量出于三星為崔順實出資最多，判斷李在镕行賄成立，直接有利于樸槿惠受賄罪成立。

但法院的否決，讓特檢不得不“緊急剎車”，對樸槿惠本人的調查恐將受影響而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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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皇太子”：我是受害者

三星深陷“親信干政”丑聞旋渦，兩個多月來的檢方調查、聽證會以及特檢組的“輪番轟炸”下，三星方面幾乎面臨“癱瘓狀態”。

負責調查韓國總統“親信干政”事件的特別檢察組16日表示，雖然有意見認為逮捕李在镕會造成三星經營空白，對韓國經濟造成沖擊，但特檢認為樹立正義更重要，決定依照法律和原則處理。

李在镕18日上午接受法院審訊，三星方面派出６名律師，同４名檢方人員展開了４小時的辯論。 后在檢方陪同下前往首爾拘留所，等待法院決定是否簽發逮捕令。

李在镕強調，三星為“親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順實提供巨額資金是在總統樸槿惠施壓下的“不得已選擇”，三星并未從中獲利。

從已被公開的證據看，樸槿惠明確告知三星，“自己能為其合并助一臂之力”，并再三叮囑三星要為此拿出“金錢回報”。

特檢組判斷，李在镕向崔順實行賄430億韓元（約合2.5億元人民幣），以此換取政府對三星物產和第一毛織兩家公司合并的支持。該并購案被認為對李在镕穩固三星集團繼承權和獲取經營權至關重要。

拿三星開刀，一部分反對聲音指出，特檢本應該先從受賄方調查，而不是先從行賄方調查，崔順實“干政”特檢，儼然變成了三星特檢，特檢組有本末倒置之嫌。

法院對逮捕令的否決，被解讀為將讓特檢面臨“緊急剎車”，原計劃2月初對樸槿惠的當面調查，也恐將“動力不足”，特檢其他方面也恐受影響而減速。

李在镕是三星電子會長李健熙的獨子。在韓國，對財閥有“二代是合伙人，三代是皇太子”的說法。李在镕僅用1.7%的股份，支配著三星電子。

為維持世襲權力，韓國財閥家門頻頻曝出政商勾結、政治獻金的丑聞。根本原因在于韓國財閥大企業的權力組織結構——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這種支配構造引發嚴重問題：比起企業的利益，所有者即財閥家門的利益最優先，而一旦掌門人出事，企業形象和運營也面臨不可測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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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閥共和國”的“政經膠著”

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間的政商勾結，是韓國“政經膠著”病的禍根，也是毀滅經濟的毒瘤。韓國人厭倦了財閥隨意享受特權，財閥家族“大而不倒”、“大馬不死”，依仗著對國家經濟之重而有恃無恐，哀嘆韓國儼然成為被財閥家族控制的“財閥共和國”。

三星三世和樸總統家族的“孽緣”，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后，三星創始人李秉喆被冠以貪污的罪名被迫向樸正熙政府交納8億韓元。

1962年，李秉喆創建韓國化肥廠，三星被爆以進口白水泥等建筑材料為名走私糖精原料。對此事內幕，李秉喆的長子認為這本是樸正熙事前與李秉喆“共謀”，支持三星走私，所獲資金一部分將用于支持樸正熙的下屆總統選舉，一部分用于化肥廠的建設以及三星的原始資本積累。但樸正熙后來卻利用媒體揭發三星走私，結果李秉喆只能把三星集團51%的股份捐獻給國家。

歷史如此相似。當年是爺爺李秉喆交錢，現在是孫子李在镕捐款。當時是父親樸正熙政府要錢，現在是女兒樸槿惠總統索錢。

到了李健熙的三星時代，“官商勾結”丑聞依舊不斷，但也始終享受一手遮天的“治外法權”。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行賄，被法庭判處兩年監禁，緩期執行。次年，快到任的總統金泳三特赦了李健熙。

2005年，三星X文件丑聞曝光。三星副會長李鶴洙與時任《中央日報》社長洪錫炫的一段錄音曝光，披露了1997年韓國總統大選前，三星計劃向總統候選人李會昌提供30億韓元（約合300萬美元）政治獻金，并向高層司法官員行賄的丑聞。

這位《中央日報》社長洪錫炫是李健熙的小舅子，X文件丑聞曝光時，已成為韓國駐美大使，而據韓媒爆料， 洪錫炫當時是韓國最熱門的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如果沒有X文件丑聞曝光，又哪有潘基文什么機會。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轉讓經營權和逃稅而被起訴，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5年。2009年，時任總統李明博讓李健熙獲得了第二次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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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棲共生，權力反轉

李在镕反復強調：總統強迫出資，我是受害者。誰能拒絕總統的要求？

韓國的政商勾結和利益交換，有其特殊的發展歷史。從樸正熙威權主義政府開始，政府制定連續的五年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集中有限資源實現其經濟目標，政府挑選“代理人”，即大財閥，對執行政府計劃的部門提供各種補貼和特惠。

從財閥角度講，聽政府的話并保持良好關系當然是最佳選擇，這樣可以廉價地得到銀行為其提供的貸款，以及各種補貼，從而迅速擴大企業規模。

韓國CEO Score商業研究機構董事長樸洙根對新華社記者說，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企業從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在外匯危機后，資本開放成為轉折點，資本不再過度依賴政府。目前三星的80%的銷售在海外，排名前十的大企業如LG也都主要依靠國際市場。鑒于大企業國內創出利益在減少，受國內市場影響減小，因此也沒有必要和政府繼續“密切”下去。

過去只要通商部或財政部長官召喚，大企業財閥就都來了，現在只有總統親自召喚財閥掌門才會去。為什么？新世紀財閥力量超越政府力量，政府和企業間“權力轉換”。

按樸槿惠的說法，為韓流文化和體育事業而成立Mir財團和K體育財團。財團由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全經聯）主導籌資，由多家大企業共出資80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8億元）成立的基金會。崔順實涉嫌將該兩大基金會私有化。

記得“三星之父”李秉哲當年被樸正熙抓住把柄嗎？“若為國家做事，弱點既往不咎”，全經聯應運而生。李秉哲任首任會長。從誕生之初便在官商勾結中身不由己。

全經聯自1961創建，角色即使服務于軍事獨裁與經濟開發，為政界籌集政治資金，落實政府經濟政策。每到政權更迭時，新政府有新的經濟政策，比如李明博的“綠色成長”、樸槿惠的“創造經濟”，都會通過全經聯出資支持，服務于本屆政府的經濟政策，凸顯成效。

全經聯屢屢成為政經膠著的眾矢之的，財閥也紛紛想擺脫政治權力左右的負累。李在镕在去年12月初的國會聽證會上率先表態，將退出全經聯。目前，LG已宣布退出，全經聯進入解體倒計時。

又一次歷史的巧合，爺爺應樸正熙要求建立的全經聯，孫子在樸槿惠治下退出。時代變了，樸槿惠延續其父威權式的治理模式，終究不得民心，被時代所拋棄。

在韓國，沒有牽制的權力結構有兩個：一是總統的權力，二是財閥家族的權力。這兩個沒有牽制的權力之間只能是“共生”關系，如鱷魚和鱷魚鳥彼此需要的“互棲”關系。

沒有牽制的權力構造是最脆弱的。崔順實“干政”丑聞之后，韓國各界反思。假想如果大企業有像樣的理事會，怎么會向Mir財團和K財團捐資數十億呢？如果在總統建議設立財團時，身邊有像樣的首席秘書對其行為進行牽制而不是聽命執行，也不會事到如今。財閥不是受害者。為得到繼承、赦免、獲得經營權等特權，財閥向政界的行賄行為，正是招來如崔順實這樣幕后實權人物恐嚇威脅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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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三星倒下……

假如，假如三星倒下，韓國經濟會怎樣？韓國能否承受三星倒下之重？

三星的企業品牌價值全球排名第七 ，是韓國的驕傲，也是風險。三星在韓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據統計，2015年末三星集團總市值為394萬億韓元，占韓國國內證券市場的30.2%；在2015年韓國593萬億韓元的出口總額中，三星電子所占比重高達20.4%。

三星集團從創立之日開始，就與韓國經濟捆綁在一起，上演“兩人三足”的共生關系。三星感冒，韓國發燒，韓國商界擔心，三星危機或牽連本已萎靡不振的韓國經濟跟著遭殃。“皇太子”一人被捕，緣何至于“三星帝國”危機重重？

根本原因在于，韓國財閥大企業的權力組織結構，即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李在镕僅用1.7%的股份，支配著三星電子。這種支配構造引發嚴重問題：比起企業的利益，所有者即財閥家門的利益最優先。企業主人本應該是股東，但在韓國卻是財閥家門。

三星方面的最大隱憂，來自全球市場。三星電子2015年銷售額135萬億韓元，其中海外市場所占比重接近90%。美洲市場銷售額占比為31.4%。三星電子最擔心在美國市場遭受打擊。根據美國《海外反腐敗法》規定，本國企業或在本國股市上市的企業等若為第三國提供賄賂，將面臨業務限制以及收繳巨額罰款等處罰。

對全球市場依賴度極高的三星，將面臨來自國際社會的反腐敗限制，核心人才恐將外流，或會對三星收購、合并先進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財閥改革論者、首爾大學教授樸尚仁認為，一旦三星電子沒落，通過循環出資結構與其聯系在一起的三星生命和三星物產等子公司股價也將同步暴跌，從而導致三星集團整體破產，最終將給韓國經濟帶來危機。屆時外國投資者可能會大舉撤資，國家信用等級將會暴跌，出現外匯危機時類似的情況。

他指出：“三星革新的重點在李在镕的繼承體系與強化集團控制力方面，但與真正的革新相去甚遠。”

也有觀點認為，三星因此次事件影響，在短期內對三星的品牌信譽和國際影響力有所打擊，但不會出現“經營崩潰”的局面。畢竟三星各分公司專業經營系統較完善，通過此次調查，從中長期來看有利于提高三星經營透明性，或許可轉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