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何志成    

作者：何志成

2017年是全球經濟形勢最難預測的一年，也是中國宏觀經濟起伏最大的一年，不確定性可能糾纏我們一整年。其中最大的不確定性或許是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走向，第二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變數。而走出“不確定性”的關鍵，唯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深化改革。

對特朗普來說，讓美國再度偉大，沒有中國支持不行，但中國的強大，很可能威脅到美國（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是這么認為），他是左右為難。中美博弈，將決定中國深化改革的“深度”與“廣度”。2017年，中美關系要過幾道坎。特朗普不希望看到強勢美元，更不希望看到人民幣匯率急跌，包括持續貶值。特朗普說美元太強，人民幣匯率太弱，對此，中國政府已經通過人民幣匯率適度升值給了他一個臺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自高點回落了1500點左右。2017年，人民幣匯率是“晴雨表”，不僅是中美關系的“晴雨表”，也是中國宏觀經濟的“晴雨表”。中美貿易戰開打，大量資本會回流美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將大漲。誰得利？肯定不是美國。

習近平在瑞士以經濟全球化為主題發表演講，就是告訴全世界，中國將義無反顧地走市場化路線，走改革開放路線，他希望美國人民能夠聽懂，不知道特朗普是否聽得懂。中國堅持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改變中國，就是融入世界。世界很大，特朗普一個人說了不算，美國一個國家也說了不算。但我們還是希望中美關系能夠穩定，新型大國關系能夠被確立。

展望2017年的中國經濟，難點很多。比如說，人民幣匯率改革是加快，還是停滯，國內爭論很大。從市場化改革角度講，從中國長治久安的角度講，人民幣匯率應該市場化，應該自由浮動（有管理的）。但從穩增長的角度講，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無所適從，如果人民幣真的自由浮動--其實，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已經比自由浮動還“劇烈波動”--很多企業要倒閉。人民幣匯率不能完全放開，甚至連“前景”都不能講，這是大麻煩。但國際社會對此有嚴重的要求--包括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什么為標準，都與人民幣匯率改革相關。在適當的時機，人民幣匯率會成為“武器”，它可以適度走強，但更可能大幅度走弱。中美關系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爭論，不應該以漲跌多少為焦點，而應該以能不能加快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焦點，關鍵點在如何通過良性互動促使中國加快實現“自由浮動匯率制”（有管理的）改革。

讓中國政府減少對匯率市場進行干預，內外部的市場環境很重要，首先是必須建立絕大多數企業能夠自由參與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同時提醒企業家，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時代要來了，然后是國際社會要幫助中國，減少或者制約惡意做空（包括做多）的投機者。本來，中國政府包括中國央行已經與發達國家有溝通機制，后者也比較體諒中國（人民幣加入SDR就是證明）--對人民幣匯率管理缺乏經驗--但特朗普要硬來，很可能事與愿違。中國政府的最終目標肯定是市場化，尤其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要市場化，但不能急，人民幣匯率改革需要時間。這一點，美國政府以及國際社會應該體諒。

2017年是中國決心深化改革之年，也是宏觀經濟艱難“市場化”改革的一年。全球通脹回歸是大概率事件，中國物價上漲超過3%的可能性不小（尤其是農產品），人民幣匯率也在持續貶值預期中，中國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靠什么保值增值，手里儲備的人民幣怎么才能形成能夠躲避物價大幅度上漲的“資產”？

多少年來，房地產市場為什么火爆，因為它畢竟比收入和物價上漲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通脹，起到保值作用。房地產市場是惡魔，但它仍然是老百姓躲避物價上漲的唯一“出路”。但房價暴漲的結果，肯定是暴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真是讓人又恨又愛，又喜又憂。房價跌了，宏觀經濟風險立即暴露，房價大漲了，各級政府立即恐慌，尤其是中央政府。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但怎么限制“炒作”？限購、限價、限貸，全都是非市場化辦法。結果呢？必然是政策面反反復復，房價大起大落。2016年，一線、二線房地產市場起初低迷，很快火爆，但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仍然低迷。調控的結果，還是與管理層的意愿背道而馳。怎么才能解決問題呢？我們要在“房子是用來住”的原則下做文章，在人口流動上做文章。現在超級大城市不僅擁擠，而且居住環境越來越差。為什么？老的不走，新的涌入，能不能讓老人走，讓新人慢一點涌入呢？醫療，教育，都有大文章可做。如果老年人看病可以全中國報銷，離開超級大城市的老人會越來越多；如果三四線城市的教育水平能夠跟上來，年輕人就不會急著到一二線城市買房。我們已經發現，在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過程中，各地的政策差異越來越大，但基礎設施建設與醫療、教育的改革沒有跟上。結果導致，一線城市，包括很多二線城市，不得不以限購限價為主，房地產市場的市場化功能在消退，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始終低迷，至今想不出去庫存的好辦法。還是調控的思路不對呀，要想辦法讓三四線城市成為吸納人才的城市，成為宜居的城市。

2017年 ，一方面是收入預期在下降，很可能導致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更加蕭條；另一方面是物價上漲預期強烈，尤其是優質教育，它使得年輕人不得不擠向超級大型城市，導致房地產市場的“剛需”集中度很高，買房就是買教育，買安全，避險（物價大漲之險）需求很可能導致大型城市的房價突然間再大漲--重慶就是例子。

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最大問題是至今找不到從“根本上”解決的好方案，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既與房地產行業事實上綁架了宏觀經濟相關--沒有房地產，GDP將大幅度下滑，依賴房地產，最終不是辦法；也與政策面始終沒有找到（極少數城市）房價大漲的根本原因相關。抑制房價大漲，最終走大面積征收房產稅這條路，說明房地產政策很失敗。大面積征收房地產稅，肯定不公平，他會引起中產人群的劇烈反彈，尤其是年輕人；而遲遲不收房產稅，低收入者會覺得不公平，地方政府也沒有長期稅源，最終還是亂。預計今年“兩會”前后，征收房產稅的呼聲將在媒體再度被炒作（很多經濟學家就是幫倒忙），決策層很可能“冒險”（擴大征收房產稅的試點范圍），結果導致各級城市的房價都跳水（三四線城市更甚），隨后由于宏觀經濟下滑逼迫政策面再度退縮，房價又會反彈。總之，決策層遲遲拿不出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最佳“調控”方案，很可能導致2017年的房地產市場更亂--存在著大幅度震蕩的可能性。

2017年，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國企改革，而國企改革的思路是什么？混合所有制最終希望達到什么目的？誰也說不清楚。國企要做大做強，但首先是做“少”，要有退有進。現在只想著“進”，結果是越來越強，民營經濟怎么辦？中小企業怎么辦？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幌子”，還是出路，是市場化，還是更加“壟斷”，管理層沒有想清楚，改來改去，很可能是一廂情愿（民營經濟對參股國有企業缺乏興趣）。

市場化的本質是提高效率，但2017年將更側重公平。說白了，就是更多地考慮低收入者，尤其是“貧困”人群的利益。有一點很清楚，沒有經濟增長，蛋糕變小，受影響最大的是弱勢群體。但要發展經濟，靠誰？還要靠企業家，靠中產人群中的創新勞動者。如果沒有收入預期增長的刺激，誰愿意“擼起袖子大干”？大家都“看著”，效益下降，收入下降，國家稅收下降，靠什么補貼低收入者？更何況，2017年很可能是宏觀經濟遭遇重大風險的一年。穩增長最終會轉向保增長，維穩的思路最終還要依賴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要依靠深化改革，讓所有人都看到希望。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與每經智庫立場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