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

“春天的故事”再次唱響，雄安新區橫空出世。雄安的寓意很好，雄起是改革開放近40年的大國經濟強勢復蘇，安好是突破體制束縛，從外向型發展邁向內生發展的“低增長、高質量”新常態。

雄安新區的規格之高前所未見，官方對它的定義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

深圳的“圈”打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浦東的“圈”樹立了我國經濟如何實現工業化的“標桿”。雄安新區要對標深圳和浦東，“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這類表述也是第一次出現。

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絕非一般，這是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和理解它呢？

設立雄安新區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事實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談了很多年，特別是在京津冀一體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后。

但由于河北與京津兩地發展差距較大，在現有格局下很難實現疏解功能，只有另立雄安新區這樣高規格的“新爐灶”，才有足夠的吸引力、承載力。

這意味著，除了部分行政功能遷往通州外，北京要將大量的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機構遷往雄安新區。

因此，雄安新區將打造京津冀國家“增長極”，這是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后，我國又一個“增長極”。

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設立的時間，恰好是我國破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僵化和封閉、打開國門，融入世界以吸收全球工業和城市化文明，初步建立起工業化基礎的時期。

改革開放的30年里，我們抓住了全球貿易一體化和制造業轉移的紅利，并將這一紅利與低成本優勢結合起來，并迎合外部需求爆發，接入外部市場與技術，初步建立了現代化基礎。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將國際貿易和實體經濟產業鏈區域間失衡、資本主導紅利分配格局的制度積弊暴露無遺。加上全球第五次產業革命遲遲無法破繭，新興產業尚未出爐，最終導致全球貿易金融、實體經濟不得不再平衡，并出現逆全球化的潮流，“黑天鵝”事件頻頻爆發。

同時，國內低成本要素環境承載力觸及“天花板”，因此，在“世界工廠”的現代化基礎上，實現我國綜合國力壯大和大國復興之路開始面臨障礙。

逆全球化如何演進還不清楚，但內外部環境的約束已經成為我國全面實現現代化和大國復興之路的巨大障礙，我們必須要審視這一點，并做好改革和戰略部署。

由此，“一帶一路”開始起航、內生發展備受重視。縱觀發達國家興起之路，外部文明和技術吸收固然重要，但強大的內需實力和內生發展，才是一國綜合國力壯大的“引擎”，也是對沖任何負面沖擊的“穩定器”。

當前，發達國家每年2%~3%的增長，就足以實現就業和人民安康，原因就在于強大的內需“穩定器”。我國仍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軌道上，內需沒有被滿足甚至嚴重滯后的地方還很多，比如城市地下管網脆弱、公共服務不均等、20%的人仍舊住在上世紀80年代建設的“老舊破”房子中。在農村，很多農民無法充分享受工業和城市文明，甚至還有數千萬貧困人口。

在全球來看，這是最誘人的內需，也是再好不過的發展動力和潛力。雄縣、容城、安新距北京和天津并不遠，但他們卻是全國比較落后的地方。甚至，亞洲發展銀行在2005年提出了“環京津貧困帶”，即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省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帶。

很難想象，全球知名的國際大都市周邊還存在著貧困地帶。無論是日本東京圈、韓國首爾圈，還是法國大巴黎、美國舊金山灣區，核心城市周邊都是發達的經濟帶。因此，利用好大城市的輻射，壯大周邊內需以建立區域經濟“增長極”，這將是我國從借力外需到內生增長的路徑選擇。

深圳和浦東都有大港口，都在沿海地區，這是我國借力外需、融入世界的改革開放的標志。雄安新區則雄踞內陸，這是我國從借力外需到內生增長發展路徑的轉變，也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和真正實現大國復興的自我突破之路。未來，以雄安新區為核心的環京津區域，不僅將吸收京津轉移出的產業、服務和人口，更將吸附京津城市化紅利。

雄安新區將打造我國又一“經濟增長極”，更是我國內需崛起、內生發展路徑建立的標志。同時，北京也將告別沙漠逼近、地下水枯竭、陰霾沙塵蔽日、交通令人絕望、人口畸形膨脹的局面。

北京是世界歷史文化名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聚集在此，大國的復興不能脫離文化的復興和傳承，北京回歸首都定位和歷史文化名城本源，將連同我國內生增長，成為中華經濟文化對世界的巨大貢獻。

（作者為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