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小企業、居民個人的正常融資需求無法通過正規金融渠道滿足時，民間借貸應運而生。記者調查發現，包括高利貸在內的民間借貸和正規金融并非涇渭分明。企業主在尋求正規銀行貸款的時候，有時竟被引導至民間借貸。游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借貸，包括高利貸，與某些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民間借貸一定不會消亡。銀行在體制或者信用風險評價能力方面的欠缺，使得有融資需求的企業必須通過民間借貸來滿足。”某城商行支行長分析。但是高利貸作為民間借貸中的非正常部分，應當杜絕。

借不到錢鋌而走險

上海冉能自動化公司的總經理王永軍一直在為無法從銀行借到錢而犯愁。他介紹，因為沒有房產做抵押，銀行信用貸款的利率一般要12-15%。即使收了這么高的利息，銀行還是要求王永軍為這些信用貸款提供反擔保，也就是說，如果公司還不上貸款，王永軍要承擔無限賠付責任。

“我個人要為公司承擔無限責任，那高于基準利率數倍的利息是干什么的？不是用來覆蓋風險的嗎？”王永軍很不解。

實際上，冉能從一家只有五六個人的微型企業發展到現在有五六十名雇員、年營業額3000萬元左右的小型企業，這七、八年間，王永軍就從來沒有從銀行借到過一分錢。

“沒有利率合適的資金支持，全靠企業自身利潤積累和股東們的出資，所以企業擴張就比較慢。”王永軍說。

今年春節后，王永軍的公司獲得了當地高新技術企業的稱號，有當地政府做信用背書，冉能有可能獲得銀行的信用貸款，利率也有可能在10%以下。

“但現在只是意向，還沒有最終和銀行簽協議。只要貸款利息在10%以上，絕大多數像我們這樣的小企業都無法承受，因為我們的凈利潤也就是10%出頭吧。利息高了，我們一年忙到頭都是替銀行打工了。”王永軍說。

諷刺的是，在冉能租用的辦公樓里，電梯間就堂而皇之地張貼著某金融服務集團提供貸款的廣告。廣告寫明：“20億資金大額房抵篇：寫字樓、商鋪、商場、會所、賓館、豪宅，單筆放款額1000萬-2億，月息1.5+0.5服務費，優質抵押物1.2+0.5服務費。”

王永軍看著這些近似高利貸的廣告，不寒而栗。他的同學，也是十年前開始創業的企業主，就葬送在高利貸上。

“來了一單大項目，他想博一下，就借了高利貸。后來項目沒做成，自己還被高利貸追債拘禁。最后連住的房子都被高利貸收去了，企業也沒有了。”王永軍回憶道。

民間借貸“傍”上正規金融

王永軍介紹，現在有關部門也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也在積極提供一些擔保措施，但僅停留在“錦上添花”的層次。很多急需資金支持的小企業，因為沒錢鋌而走險，找民間高利貸。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高利貸在內的民間借貸和正規金融并非涇渭分明。企業主在尋求正規銀行貸款的時候，有時竟被引導至民間借貸。

上海的許老板經營著一家服裝公司，從某城商行借了1600萬元。2015年9月4日，其中的1000萬元貸款即將到期。據許老板介紹，他早在6月份就提出要還貸，但這家銀行的支行長黃某就是拖著不讓還，且黃行長一直承諾只要先還1000萬元，然后可以續貸。等續貸放下來了，再還另外600萬即將到期的。許老板為這些貸款抵押了自己約1600平米的廠房。

但9月7日1000萬元還上之后，黃行長一直拖著沒有續貸。就在600萬元貸款即將到期的時候，黃行長突然說續貸批不下來，要求許老板還上600萬元的貸款。許老板一下子慌了神。

明知道許老板一下子找不到這么多錢周轉，黃行長非常“貼心”地替許老板找來了兩家提供短期貸款的公司，他們可以幫助許老板周轉資金，就是通常所說的“倒貸款”。兩家公司說可以借600萬元給許老板，一家兩星期收12萬，另一家要收9萬。許老板一下子蒙了。

冷靜考慮后，許老板拒絕了，這時候銀行就申請執行他的抵押房產。為了還銀行的600萬元借款，為了房產不被處置，許老板不得已自己想辦法去找高利貸借錢，才把銀行的錢還掉。這當中高昂的利息許老板只能自己吞下。

今年1月份，銀行和許老板達成和解協議。被執行人許老板被要求在今年1月中旬前歸還所有本金600萬元，期內息約12萬元。3月底前支付銀行罰息、公證費、律師費共計100余萬元。

上海杜躍平律師事務所主任杜躍平指出，一般的高利貸公司都希望借款期限越短越好，利率一般能達到月息三分，還以服務費等各種明目收費。而期限越短，借款人就容易逾期還不上錢，他們就借機利滾利。最后借款人都是債臺高筑。

杜躍平指出，高利貸表面上看起來能夠解決企業的燃眉之急，但實際上企業往往陷入更大的困局，無異于“飲鴆止渴”。

乘虛而入的高利貸

杜躍平律師介紹，目前民間借貸在百姓生活中的滲透率很高，高利貸可謂無孔不入，甚至擊碎了年輕人的創業夢想。

小吳是上海一名創業者，企業初創缺資金。當他到某城商行咨詢貸款事宜時，銀行對他進行了資產評估，結果認為他暫時不符合銀行的貸款條件。銀行的業務人員不失時機地向小吳推薦了能夠提供借款的某資產公司。滿懷希望的小吳為了向資產公司借款，用自己的房產做了抵押，且做了公證。小吳稱，資產公司只給了他20多萬元，但卻威逼利誘他打了100萬元的借條。最終，小吳不僅創業失敗，還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杜躍平律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發生民間借貸糾紛后，高利貸公司有早已通過律師起草好的借款合同，詳細列明違約金、服務費、律師費等，對違約的“罰息”也很高。而且高利貸一般都要求借款人有房產抵押，抵押后甚至對房產限定價格買賣進行委托公證。所有的法律證據都對借款人不利。

上海市司法局近期向各區司法局、市公證協會下發了《上海市司法局關于暫緩辦理民間借貸類公正等事項的通知》，要求從4月5日起暫緩受審民間借貸等涉及非金融機構的理財活動公證，對殘疾和70歲以上老人要求有近親陪同辦理。

杜躍平律師分析，上述措施出臺反映相關部門已經覺察到在辦理公證過程有個別人員與高利貸勾結，通過表面上合法的手段來達到實際上非法的目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司法界人士稱，上海有些區縣的公證處的確存在和民間借貸機構勾結的情況，個別公證員在公證處規定的收費之外，每單公證另外收取5000元好處費。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該司法解釋規定，民間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超過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

上海市某律師事務所主任認為，高利貸公司會利用這條司法解釋“抬高”高利貸的利率水平。在這條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高利貸”的界定一般是銀行同期借款基準利率的四倍。以目前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4.35%計算，四倍的最高利率應該是17.4%。36%的司法解釋大大高于這一標準。

高利貸難以杜絕

對于王永軍、許老板和小吳的遭遇，在某城商行干了十多年的劉行長一點也不覺得意外。“銀行的信用風險評價能力是有欠缺的，而且幾十年并沒有實質性進步。”劉行長直言。

他分析，從理論上講，銀行是可以通過提高利率來覆蓋可能出現的信用風險的。例如，銀行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提高到10%以上，銀行的壞賬率即使上升到5%，那么銀行仍有很大的利潤空間。但實際上大多數銀行都是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里的不良率上升1%，都是銀行、監管部門和投資者不希望看到的，無論銀行的利潤是否足以覆蓋這些不良。事實上，銀行并沒有辦法評判像王永軍這樣的企業主究竟有沒有還款能力和意愿。一旦出現壞賬，從銀行領導到員工都會被追責，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求有抵押物。

小企業正常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民間借貸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國泰君安證券銀行業分析師王劍分析指出，民間借貸（很多時候是高利貸）盛行之前往往是融資太容易，而不是太難。例如2010年宏觀調控之前是2008-2009年的“4萬億”刺激所帶來的信貸狂潮。信貸過度緊接著銀根緊縮，即貨幣政策“澇旱急轉”，更容易滋生民間借貸。

另外，銀行偏向發放短期貸款。企業的短期貸款到期后無法直接續貸，必須要還掉之后才能續貸。如果這時候企業的貸款一下子還不上的話，只有靠民間借貸來周轉資金了。

西南財經大學此前發布的中國民間金融發展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家庭民間金融市場規模為5.28萬億元，比2011年的4.47萬億元上升18%，22.3%的中國家庭有民間負債。其中高息借貸的資金規模超過7500億元，年利率平均為36.2%。在正規金融發達地區，民間借貸的比例比較低。

杜躍平律師認為，民間借貸固然和正規金融相伴而生，但其中的非正常借貸，如高利貸，應該杜絕、鏟除。

上海某法院建議，應審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法院在相關案件審理中，要加大對借貸關系合法性的審查力度，對借據的形成過程、借款原因和借款目的、出借人資金來源等進行細致地了解和調查。嚴查利率計算方式，遵循借款利率的限制性規定，對超出部分利息不予保護。擴大依職權調查的范圍，對債權人在一定時期內是否存在持續出借行為，是否以放貸作為主要生活來源，是否在一定時期內反復涉及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訴訟等情況進行調查。

法院還建議相關部門加強對涉民間借貸案中的平臺公司相關資質、借貸關系發生的事實、平臺公司與出借人關系、平臺公司收費行為合法性、出借人實際給付本金等方面的審查，避免出借人借平臺公司收費名目謀取高利。建立由銀行業監管機構、政府、公安、工信、市場監管等多部門參與的協同監管體制，強化涉“職業放貸人”信息監測機制，及時梳理研究相關新情況新問題，規范民間借貸行為，涉嫌違法犯罪的要及時移送公安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