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學術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一次性撤銷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論文作者均來自中國。涉及的單位不乏全國知名的三甲醫院和重點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讓學術界深感震驚，也在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

撤稿消息發布前，中國科協立即與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進行了接觸。據了解，撤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少作者是將論文交給所謂的“第三方機構”，由它們再向學術期刊進行推薦。這些“第三方機構”在推薦過程中未將論文進行同行評審，而是暗度陳倉作假。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論文作者、出版集團和期刊編輯都負有責任。但公平地講，我們不能因為其他問題就拒絕檢視自己存在的問題，涉事作者應該對此認真反思、承擔應負的責任。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論文連續多次被國際期刊大規模撤稿。認真思考背后的原因，有學術品格的問題，更有體制機制的背景。

學術造假并不是中國的特有現象，但相比之下，國外對造假者的懲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懾作用：科研人員的造假行為一旦被查實，就會受到嚴厲懲處，其學術生涯基本終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潛力有多大。被追捧為有望沖擊諾獎的“日本居里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論文造假被單位除名，可謂身敗名裂；被尊為韓國“克隆之父”的黃禹錫，學術造假東窗事發后被檢察機關起訴，最后鋃鐺入獄。反觀國內，雖然相關部門多次宣示“對學術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聲比雨點大；對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學術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盡管主管部門和高校、科研機構都設有“學術道德委員會”“科研誠信辦公室”等學術監督機構，但對于學術不端行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沒能達到震懾心懷僥幸者的效果。

懲處不力，也表現在對造假幫兇——“第三方機構”的處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國內外機構打著“語言潤色”“咨詢服務”的幌子，為那些急于發表學術論文的人代寫、代投，甚至偽造同行評審，提供“一條龍服務”。早在幾年前，就有學者發布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的代寫論文交易市場龐大、“產值”高達10億元。對于這些幫忙造假的“第三方機構”，有關部門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處的恐怕只是極少數。

以論文論英雄的評價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論文造假。長期以來，論文成了科學研究最為重要的“硬杠杠”“金標準”，不管是職稱評定、年終考核還是申請課題、評選院士，都要“數論文”。就連以治病救人為第一要務的臨床醫生也被套上了發論文的“金箍”，評職稱時“做一千臺手術不如發一篇SCI論文”。不同于醫療資源充足、醫生時間相對充裕的發達國家，我國的醫療資源緊張，臨床醫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難有充足時間和精力潛心研究、撰寫論文。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醫療領域，客觀而言，扭曲的考評體系也是誘因之一。

科學研究是揭示真相、發現真理的神圣事業，真實誠信是其基本準則。論文造假的危害不僅在于損害了中國科技界在國際上的聲譽，也不僅在于導致低水平研究重復、垃圾論文成堆，更為嚴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學術規則，侵蝕著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石。可以說，捍衛真實就是捍衛科學的生命，縱容造假就是損害科學的未來。

中國科協相關人士指出，隨著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科研評價機制的不斷改革完善，為評職稱、獲獎勵而濫發論文的現象正從源頭得到治理。當前，我國的科研經費不斷增加、科研隊伍日益龐大、對科研的需求前所未有，科技界正視問題、對癥下藥、標本兼治，真正解決學術不端行為，我們完全有能力滌蕩浮躁之氣、建設科技強國。（趙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