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修訂的時候解決了這么幾個理論上的問題。第一就是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經濟損失，被壓抑的產出。

中國目前農村的錯過城市化的人口規模，我們計算了一下，現在已經有將近1個億了。城市化是個動態的過程，是不等人的。所以我們有兩個范疇，一個是城市化潛力人口，一個是錯過城市化人口，錯過城市化人口大部分是挽回不了的。這一部分錯過城市化人口已經占13.8億人口的7%。

農村土地產權結構上不清，市場體制上不能交易，不能抵押，資產價格幾乎為零，土地的財富效應和財產性收益，通過政府征用往城市這邊轉，這里城市是行政寡頭壟斷的市場，土地和房屋價格暴漲，央行給他放貨幣，最后財富效應非常明顯，形成極大的城鄉之間的收益和分配差距。而農村土地因為不能交易，投資就進不來，與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有非常大的差異，結果是農村資產沒有財富增長和財產收益增長效應，而城市土地及其價格暴漲。

我們現在怎么辦？對目前還在農村，以及在城市中漂泊的城市化潛力人口一定要珍惜，現在我們三個“僵穴”，生育管制，農村土地被管制，不能市民化、戶籍管制，因為什么？戶籍管制，土地產權不清，或者產權結構比較復雜。如果把土地產權和戶籍管制這兩個“僵穴”打開，還有增長潛力。有潛力的城市化人口進行流動，資金往農村流動，把經濟從下行變成上行。

十九大以后確實應該珍惜休眠資產的激活和城市化潛力人口盡快盡可能城市化，一個產權改革，另外就是城鄉之間的互動，人口流動。從我們一些基礎數據的計算，增長潛力是非常大的。

在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硬化土地的使用財產權，永久年期，允許交易、放開市場，戶籍放開；公共服務取消歧視，把投入鐵公基的部分錢投入到公共服務，讓城市的資金能夠投到農村去，近5年或者6年，估計一年提升GDP增速平均2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