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李晃 每經編輯 姚茂敦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李晃 每經編輯 姚茂敦

金融監管正在升級，近期包含銀監會在內的一行三會頻頻出手。4月21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直言，“不出成效，絕不罷手”。

2017年4月30日，A股年報披露完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研究了A股上市的13家全國性銀行財報，包括工、農、中、建、交國有五大行，加上招商、民生、興業、浦發、光大、平安、華夏、中信八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對這些銀行近十年的經營數據進行了深入對比之后，發現頗多玄機，《每日經濟新聞》將陸續推出系列深度報道，今天，我們首先聚焦五大行之一的交通銀行。

交行，作為一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2016年年報有兩大亮點：去年，該行資產規模首次突破8萬億元，達到8.4萬億元，同比增加17.44%，增速位居五大行之首，13家全國性銀行第四位；同時，2016年其凈資產高達6291.42億元，同比增長17.62%，增速位居五大行第一位，13家全國性銀行第四位。

不過，交行也存在著諸多不足。

盈利能力：在13家全國性銀行中，交行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總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

管理效率：成本收入比位列13家全國性銀行中最差排名的第三位，在銀行業普遍減員增效的大環境下，其2016年員工增速排名五大行第一，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凈利潤卻出現十年來的首次降低……

壞賬撥備：撥備覆蓋率為150.5%，逼近150%的監管紅線，近十年的撥備覆蓋率長期排在倒數前三名，“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

薪酬成本：職工平均薪酬連續三年排名五大行第一，高管薪酬總額去年增長20.22%，連續兩年排名五大行第一……

交行，這家擁有百年輝煌歷史的的超級藍籌股，到底怎么了？

“招行市值已穩超交行長達一年時間，五大行理應改名為工建農中招！”某論壇上投資者的留言，猶如一道驚雷劃破天際，關于交行的爭論正在發酵……

●盈利能力：ROE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

通過對比，記者發現，交行2016年的凈資產收益率（ROE）為12.22%，同比下降了1.24個百分點。然而，這并不是交行凈資產收益率的首次下降。此前連續五年，交行的凈資產收益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數據顯示，交行2012~2016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8.43%、15.49%、14.87%、13.46%和12.22%,分別下降2.06個百分點、2.94個百分點、0.62個百分點、1.41個百分點和1.24個百分點（見表一）。

從自身縱向比較來看，交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近五年呈連續下降趨勢。那么，與13家全國性銀行橫向對比，其居于何種水平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13家全國性銀行近十年的凈資產收益率進行了一個排名，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數據顯示，交行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即2013~2016年ROE排名均為倒數第一。與此同時，與交行市值規模較為接近的浦發銀行、興業銀行等，連續四年占據了凈資產收益率榜單的前5名（見表二）。

除了ROE，總資產收益率也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標之一。數據顯示，2013~2016年，交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11%、1.08%、1.00%和0.87%。

在ROE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的同時，交行的總資產收益率也連續四年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從13家全國性銀行來看，交行近四年的總資產收益率排名也靠后。其中，2013年交行總資產收益率排名為倒數第三，此后2014、2015、2016年均處于倒數第四名（見表三）。

那么，凈資產收益率位于同類企業最差水平，對于企業，特別是對銀行來說意味著什么呢？

一位券商資深研究員表示，“ROE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最主要的一個指標。我們說盈利能力一般就看ROE，或者總資產收益率。”

北京中會仁會計師事務所主任丁會仁博士表示，凈資產收益率是表示凈資產創造的利潤，在13家全國性上市銀行排名中倒數第一，表明交行總資產扣除總負債后的凈資產創造的凈利潤排名最后，表明股東投入創造的凈收益最小，銀行的股東投入實現的利潤最差，排名倒數第一。

同時，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注冊會計師對記者表示，凈資產收益率是衡量股東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財務指標。在同一行業條件下，ROE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交行連續四年排名最差，說明在銀行業中交行資本利用率低下。該注冊會計師進一步解釋說，“影響凈資產收益率的因素主要有總資產收益率、負債利息率、企業資本結構和所得稅率等，分別反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經營效率杠桿利用能力以及資本結構的合理性等。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其中某一個因素的變化造成ROE的降低，可以體現出企業在經營管理方面發生的變化以及趨勢。”

云蒙投資則認為，盈利能力，核心就是凈資產收益率。不管什么企業，經營效果好不好，最有檢驗意義的還是凈資產收益率。交行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還是比較弱。雖然調整資產減值損失可以影響當季的凈利潤，進而影響當期ROE和總資產收益率，但不管看長期或是統一標尺看短期，交行的盈利能力一直比較弱，一直處于銀行業中較差的地位。

禿鷲一期基金經理王代新也持相同觀點，其表示，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長期的ROE水平（排除不合理負債）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體現了公司運用股東資產創造收益的能力，銀行業同樣如此。

此外，王代新還坦言，“交行的ROE排名連續幾年最低，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交行相對同業較弱的盈利能力及相對低下的經營效率，這一點，也可以從交行這些年的各項業務收入、利潤等經營數據，都有所體現。”

年報數據顯示，除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外，交行的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和利息凈收入2016年都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見表四）。

具體看，交行2016年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分別為1931.29億元和853.5億元，同比降幅分別為0.36%和0.42%，為十年來的首次下降。2007~2015年，交行的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均保持了較高幅度的增長，但增長趨勢整體在減弱。

同時，交行的利息凈收入也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數據顯示，該行2016年的利息凈收入為1348.71億元，同比降幅達6.45%。

●經營效率：成本收入比行業落后

經營效率不僅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成果，同時，也對企業盈利能力有著重大影響。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交行除盈利能力差外，其經營效率在行業中也處于落后位置。

數據顯示，交行2016年的成本收入比位列13家全國性銀行中最差排名的第三位，為31.6%。其中，13家銀行的平均成本收入比為28.46%，5家國有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為29.53%（見表五）。

同時，這已是交行成本收入比連續第三年增長。2014~2016年，該指標依次為30.29%、30.36%和31.6%，分別增長0.94個百分點、0.07個百分點和1.24個百分點（見表六）。

對此，丁會仁對記者表示，交行成本收入比高居五大行第二位，說明其成本高，運營費用大，企業控制成本能力不強，同時說明企業經營能力可以進一步提高。

成本收入比是銀行“業務及管理費用”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它可以反映商業銀行每單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銀行經營效率的重要指標。通常情況下，成本收入比越高，說明銀行每單位營業收入對應的營業成本越高，企業控制營業成本支出的能力越差，經營效率就越低，這也從成本控制的角度反映了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比13家全國性銀行年報數據發現，在該指標的計算過程中，少數銀行分母是“營業收入-其他業務成本”，即扣除了其他業務成本。如果采用這一計算口徑的話，其計算出來的值會偏高。為了使不同銀行披露的成本收入比數據更具可比性，記者統一將“營業收入”作為口徑計算，將不同口徑的數值進行了調整。調整之后，交行成本收入比為31.22%，仍然排名13家銀行第三位，說明交行每單位收入需要付出高成本，進而反映出其經營效率較低。

那么，具體是什么原因，導致交通銀行成本收入比高企、經營效率較低的呢？

從成本收入比計算的分子“業務及管理費用”看，交行同比增長3.93%，高于13家全國性銀行增長率平均值3.34%。在五大行中，“分子”增長率排名第一，其中工行、建行、農行均同比下降，凸顯交行的“業務及管理費用”波動方向與眾不同（見表七）。

對此，西南財經大學張橋云教授表示，具體來看，交行的“業務費用”占“業務及管理費用”的比例達到43.6%，遠高于工行的25.7%。

從成本收入比計算的分母“營業收入”來看，交行2016年的營業收入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降低。

具體看來，銀行的營業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凈收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投資收益”、“其他業務收入”等。交行2016年上述各項收入分別為1348.71億元、367.95億元、14.68億元和81.02億元。與2015年對比，最大頭的“利息凈收入”出現下降，從1441.72億元下降為1348.71億元，下降6.45%。也就是說，交通銀行營業收入十年首次下降的原因就是由“利息凈收入”下降引起的。

在“分子”保持較高增長，“分母”出現十年來首次降低的情況下，交行成本收入比高企，高居13家銀行中的第三位。

對此，前述注冊會計師也對記者表示，營業收入減少，應該考慮業務收入結構中，占比較高的收入板塊業務是否發生縮減。具體到交行，受息差縮窄影響，導致主營業務受影響較大，即使其他板塊業務有所增長，也無法彌補整體收入的下降。

該注冊會計師還強調，在大環境相同的情況下，這就說明交行業務收入板塊比較集中，收入來源過度依賴傳統業務板塊，利率市場風險較高，在收入下降，而成本未得到明顯控制的情況下，成本收入比必將上升。

王代新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同一家銀行成本收入比的縱向變化，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交行在2016年資產規模有兩位數增長的情況下，營收和營業利潤卻較2015年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是2016年整體息差的收窄，生息資產規模的增長、非息收入約5%左右的增長都沒能彌補息差縮窄所帶來的影響，所以收入和營業利潤均有所下滑。”對于營業收入下滑原因，王代新解釋道。

●負債成本：凈息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

從上述數據分析不難看出，在成本收入比的分母“營業收入”中，“利息凈收入”下降對交行影響最大。

不過，記者注意到，“息差收窄”是銀行業客觀存在的現象，但許多銀行并未因此導致營收下滑。對此，張橋云表示，這與交行的總營業收入結構有關，與工行和建行相比，交行的非利息收入處于較低水平。因此，交行受存貸利差收窄的沖擊明顯要比其他大型銀行更大。

記者發現，交通銀行2016年非利息收入占比為30.17%，低于13家全國性銀行平均水平，處于第九位，排名靠后。

另外，交行獲取利息收入的能力也較差，凈息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

2016年，交行凈息差為1.88%，低于13家全國性銀行的平均值，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13家銀行倒數第四（見表八）。同時，交行的凈利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13家銀行排名倒數第三，僅為1.75%。

對此，王代新認為，目前對于大多數的銀行來說，息差收入還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息差水平也是衡量銀行競爭力的一個核心指標。

“交行凈息差在五大行中排倒數第二，一方面相對于其他四大行，其在網點數量和分布上有一定的劣勢，同時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各家銀行對存款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競爭中，交行并沒有體現出優勢；另一方面，交行與其他國有行在資產端的配置上也沒有體現出足夠的差異性，因此導致凈息差2016年下降較多。”王代新分析表示。

凈息差較低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付息負債的成本較高。張橋云告訴記者，交行的負債管理差距明顯，付息負債成本偏高。

“2016年，交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1.86%，同業負債平均成本2.80%，總計息負債平均成本2.17%，其中公司存款平均成本1.78%，個人存款平均成本2.04%。而工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1.53%，同業負債平均成本1.71%。其中交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比工行高出0.33個百分點，交行同業負債成本比工行高出1個多百分點。”張橋云解釋道。

同時，張橋云建議，“在這樣的狀況下，就要求商業銀行在穩定利息凈收入的同時，重點控制負債成本，同時，必須擴大服務項目，增加非利息收入。”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也認為，利率越低，息差越小，存貸利差就會越小，這是一個通行的規律。通常情況下，利率水平越低的話，存貸利差就會越小，利息凈收入就會減少。但是這并不影響銀行主營收入規模的擴大。

董登新解釋道，從銀行的凈利潤結構來看，銀行也在逐漸轉型，因為傳統的銀行業，主要是依賴GDP的高速增長、貸款的快速膨脹來獲取存貸利差。隨著銀行的規模擴張放緩，銀行必須要轉型升級，收入來源必須要從過去單一的存貸利差，逐漸地轉向多樣化，尤其是非利差收益所占比重會越來越高。

由此可見，銀行業轉型升級，非利息收入占比逐步提高，已是大勢所趨。不過，交行已經落后一步，營業收入對利息凈收入依賴程度仍較高。同時，獲取利息收入效率又不高，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交行上述各項指標的落后。

●成本控制：員工增長數排名五大行第一

此外，交行之所以盈利能力差，經營效率低，與其較弱的成本控制能力密切相關。

數據顯示，交行2016年的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凈利潤均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其中，交行去年人均營業收入為208.66萬元，同比下降了1.53%；人均凈利潤為72.62萬元，同比下降了0.15%（見表九）。

不難發現，這兩大指標的首次降低，與前文所述的營業收入、營業凈利潤出現十年來的首次降低，有著直接的關系。然而，除營業規模的縮減以外，人員的增加對該指標也存在一定的影響。

數據顯示，2016年交行的員工總數達92556人，比2015年同期增加了1088人，增幅達1.19%。而此前兩年，該行都在減少員工數量。2014年、2015年，交通銀行員工總數分別為93658和91468人，同比分別下降6.27%和2.34%。

值得注意的是，交行還是去年五大行里唯一一家員工數增加的銀行。其中，工行去年的員工總數下降了0.99%，建行員工總數下降了1.82%，農行員工總數下降了1.27%，中行員工數下降了0.37%（見表十）。

對此，上述券商資深研究員對記者表示，交行的成本控制也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通常而言，市場化的、股份制的銀行成本控制相對更好，而國有銀行就會相對寬松一些，成本上會有劣勢。”

前述注冊會計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交行此舉反映了其較弱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管理效率。她進一步解釋道，“由于市場競爭愈加激烈，信息化、自動化不斷地在金融行業深入應用，目前商業銀行的趨勢是不斷精簡員工，以人工智能取代一些基本業務，來達到節約人工成本的目的。對于出現員工增加的情況，如果不考慮公司新增業務線或者開拓新市場等戰略布局因素，與大趨勢不太符合。”

王代新也認為，在目前整個銀行業監管趨嚴和去杠桿的大背景下，過往單純依靠資產規模擴張的經營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所以自去年以來，也有不少股份行精簡人員，重回降本增效的節約化經營之路。

張橋云教授則表示，就目前和未來看，隨著信息技術在銀行更廣泛的運用，繼續擴充員工的確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當然，銀行是否增加員工，與銀行員工基數有關，也與銀行戰略有關，如擴充分支結構。

可見，在銀行業紛紛減員增效的環境下，交行不顧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多項指標出現下降的客觀情況，反而在去年增加了1088名員工，其較差的成本控制能力可見一斑。

除了員工的增加以外，前述券商研究員對記者表示，銀行網點、房租等，這些都會形成經營成本。

數據顯示，交行去年新增網點數達153個，增加數量居于五大行之首。具體而言，交行去年網點數量為3285個，同比上升了4.58%。同期，工行減少了298個網點，中行減少了77個網點，而其余兩家，建行增加了40個網點，農行增加了13個網點。

“如果企業真的很賺錢也無可厚非，關鍵是‘攤子’都鋪下了，賺錢還不夠多。比如，我記得有一個數據，交行的網點數量比招行多很多，而招行更多的是電話銀行和網上銀行，這樣成本一下就拉開了差距。”前述券商研究員解釋道。

針對以上年報數據暴露的相關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5月4日致電交行，并將采訪提綱發送至對方郵箱，但截至發稿時，交行方面未有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