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晚，曼徹斯特血腥爆炸的陰影還未散去，昔日“日不落帝國”的首都——倫敦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盡管在今年發生兩起恐怖襲擊事件之后，這個國家一直處于高度戒備狀態，但這一晚，恐怖分子再次刺入歐洲文明的心臟。恐襲致7人死亡，至少48人受傷。

在南亞和西亞，恐襲事件也接連發生。

5月31日，一輛攜帶1.5噸爆炸物的汽車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使館區爆炸，導致至少90人死亡，400多人受傷。6月7日，伊朗議會大樓和伊朗已故最高領袖霍梅尼陵外分別發生襲擊事件，造成至少13人死亡、43人受傷。

一個時期以來，世界確實亂相頻仍！

除恐怖襲擊的頻仍外，地緣戰略矛盾回潮、中東等地區沖突后遺癥嚴重，世界經濟進入結構性低迷，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傳統政治精英進退失據、社會抗議運動此起彼伏……有識之士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體制已站在一個歷史拐點上。

“而中國是當今大國中的一個例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穩定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說，世界更加希望傾聽中國聲音、借鑒中國智慧！

習近平主席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綱領的全球治理體系，給國際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帶來新動力。

恐襲此起彼伏

“我們大獲全勝，但也搞砸了結局。”這是電影《查理·威爾遜的戰爭》片尾的一句經典臺詞。該片講述了美國武裝同蘇聯對抗的阿富汗圣戰組織的歷史，在影片末尾，美國昔日保護的組織演變為塔利班，為他們提供資金的美國政客威爾遜如是感慨。

今天，恐怖主義肆虐歐美，又何嘗不是自釀苦酒自己喝呢？

根據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編纂的《2016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2015年，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過去一年里死于恐怖主義的人數增加了650％，達到577人。其中，一半以上與“伊斯蘭國”（ISIS）有關。“伊斯蘭國”、“博科哈拉姆”、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這四大恐怖主義巨頭造成的死亡人數，占到了總體死亡人數的75％。

亂局早自當年始。

“這四大恐怖組織的泛濫，要從美國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說起，從美國等國推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說起，從美國匆忙從中東撤軍說起。”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劉中民對南方日報記者說，美國反恐戰略和中東戰略的失敗無疑是國際恐怖主義愈演愈烈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讓阿富汗、伊拉克一度失序。其后幾年,自突尼斯開始，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開啟了旨在推翻本國政權的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抗議、叛亂，戰火在整個阿拉伯世界迅速蔓延，波及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國，中東地區各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政治強人如多米諾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

在法國情報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得奈塞的領導下，由來自法國、比利時、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8個國家的23名學者聯合完成了一篇名為《阿拉伯革命背后隱藏的一面》的著作，以翔實材料揭露了美國通過多年培訓的骨干，利用互聯網等形式推波助瀾促成“阿拉伯之春”運動的過程。

“變局后，美國于2011年從伊拉克撤軍，中東地區轉型異常困難、宗教與世俗勢力嚴重對抗、教派沖突頻仍、地方和部落勢力坐大、經濟與民生問題持續惡化、利比亞戰爭后武器擴散、敘利亞內戰久拖不決、難民問題嚴重……這些都為‘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坐大創造了條件。”劉中民說。

劉中民說，近年發生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都多多少少與“伊斯蘭國”有關。該極端組織之所以頻繁發動恐怖襲擊，主要是一些來自中東以外地區的“伊斯蘭國”成員紛紛撤回本國或者以難民的身份涌入各地；一些歐洲等國本土人員因長期邊緣化，受伊斯蘭國意識形態感召，也在本國發動獨狼式襲擊。

美國看似贏了戰爭、推動了它標榜的所謂民主運動，在自由主義旗號下大力輸出價值觀和制度模式，但它又像幾十年前一樣，搞砸了結局。

然而，這苦果卻要全世界一起來嘗！

全球治理遭困

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的原則，正式宣布，美國將停止落實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巴黎協定》。

人們還記得，9個月前，中、美兩國元首才分別向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遞交了《巴黎協定》的批準文書。當時世界輿論認為，中、美已超過歐盟成為治理全球氣候變化的“領頭羊”，各國都不要拖后腿。

然而，9個月后，一切都變了。歐美學者已經在警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步入異常危險的“金德爾伯格陷阱”。

哈佛大學著名的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20世紀70年代詳細描述了二戰爆發前的世界：因為當時的霸權國——英國缺乏履行國際責任的能力，新崛起大國美國又退回了孤立主義狀態，造成全球經濟體系脆弱，進而導致了“貿易戰”和“匯率戰”，最終爆發二戰。

再觀今日的超級大國美國。“盡管美國相對衰落，但按照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奠基者之一——蘇珊·斯特蘭奇的結構性權力理論中有關霸權依賴于‘安全、生產、金融、知識’四大支柱的指標進行考察，我們并沒有看到美國霸權實質性衰落。”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馮玉軍分析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李巍認為，今天的美國是基于狹隘的自利原則，自愿放棄國際責任，讓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步入異常危險的“金德爾伯格陷阱”。

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終身講座教授辜學武分析稱，美國當前的方略就是要用各種貿易保護措施和邊界控制來促使資本回流、產業回流和工作崗位回流美國。“以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治國，如何會有動力來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呢？”他說。

然而，當前全球最緊迫的任務是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這更需要大國的引領作用。

馮玉軍分析說，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速放緩、貿易自由化受阻和全球價值鏈確立、國際貿易分工格局基本定型等因素影響，近年來全球貿易增速持續下滑。另一方面，WTO多哈回合談判無果而終，普惠性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被多方所忽視。據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統計發布，2016年全球商品進出口同比增長1.2%，增速低于2015年的2%，為2009年進出口大幅下降以來的最低增速。與此同時，世界各國保護主義盛行，貿易壁壘增加。

即便形勢如此，今年初，在德國巴登巴登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還是寧可讓二十國財長不歡而散，也不愿簽署一個帶有“反對任何貿易保護主義”條款的共同宣言。

“美國代表團在巴登巴登的表現讓人明白，華盛頓在顛覆現行自由貿易體系上是鐵了心了。”辜學武說。

西方治理的內部挑戰

讓近來的世界變得混沌與焦灼的，還有來自諸多國家內部社會分裂、經濟停滯、國內治理不善，其中西方發達國家這些問題對全球政治的影響頗大。

馮玉軍說，全球化促進了貿易和經濟的增長，但是迅速增長的財富被少數人所占有，世界范圍的貧富階層收入差距在進一步拉大。全球化的得益者主要是那些擁有資本、資訊、知識技能密集以及精通國際語言的精英階層。未能融入國際經濟網絡，或者體例勞動者與很多傳動產業，往往面臨全球化尤其是移民潮的巨大沖擊。

據去年CNNMoney的文章，根據美國政府最新的數據，美國排名前1%富人最近10年的收入翻了近3倍，與此同時，美國中產階級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在過去10年僅僅上漲了18%。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據有關統計，現在世界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

除了貧富分化，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教授還分析了多種治理難題。他說，世界人口發展失衡，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減緩其經濟發展速度，增加了社會福利負擔、養老保障和公共衛生支出，而貧困地區向發達國家大城市的移民，造成這些城市聚集大批少數族裔、弱勢群體和新移民，城市騷亂更加頻繁。

“全球化帶來的全球人口加速流動，促發了許多群體的認同危機。”王緝思說，在歐洲國家，來自北非、土耳其、巴爾干等地的移民中，有相當大數量的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族群，難以融入歐洲本地社會，深化了文化、語言、種族、宗教、政治方面的認同危機。原住民對新移民普遍存在排斥、歧視的心理，很容易受到右翼保守勢力的蠱惑。尤其在所在國經濟低迷、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大規模移民和難民的涌入愈發加深了原有的社會矛盾，引發騷亂和暴力活動。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迅猛發展，個人和群體作為政治參與者的力量上升。”王緝思說，憑借臉譜、推特等自媒體工具，個人權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觀念深入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思潮通過網絡迅速傳播擴散，沖擊著傳統的政治邏輯和國家權力界限。

這些新的推動了民粹主義的蔓延，也對傳統政治模式提出了挑戰。王輯思分析，人們對現存政治建制及為其建言、辯護的知識精英的怨言越來越多，另一部分知識精英和利用反建制情緒的政客，則煽動排外情緒和民族主義。于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性”。在國內治理不力、政治極化嚴重的趨勢下，排外情緒越強烈，對外政策表態越強硬，就越容易得到國內政治支持。然而，鼓吹本國第一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既無助于解決國內經濟下滑、公正缺失的問題，又會造成內外交困的惡性循環。

“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傳統政治精英進退失據、社會抗議運動此起彼伏……”馮玉軍說，西方各國的治理模式面臨巨大挑戰，也攪動了全球政治。

全球矚目中國智慧

“毫不夸張地說，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充滿混沌與焦灼的新時期，在和平與沖突、發展與衰退、開放與孤立、自由與保守之間，人類正面臨著再一次重大的權衡與選擇。”馮玉軍分析道。

越來越多的國際人士把目光投向了持續穩定繁榮的中國，希望借鑒中國智慧。

針對全球變革與治理難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一個負責任大國領袖的遠見卓識和高超智慧，多次闡發中國對國際秩序之變和全球化挑戰的看法，核心就是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提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綱領的全球治理體系，給國際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帶來新動力。”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特里爾主編的《習近平復興中國》一書這樣分析。

近5年來，習近平主席站在人類共同發展的高度，構畫了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飽含中國傳統哲學與歷史擔當的宏偉藍圖。

——在世界范圍內穩步構建平等、和平、包容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新型大國關系、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中拉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陸續建立；主張各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呼吁國際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并綜合運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手段，標本兼治，鏟除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推進全球化進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呼吁堅持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呼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呼吁堅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與此同時，強調中國將繼續擴大開放，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中非“十大合作計劃”……做全球經濟發展的“穩定器”、“推動器”。

——倡議并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支持沿線國家推進工業化、現代化，激活沿線國家的增長潛能，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著力開創一個各國共同發展繁榮的新時代。4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大批互聯互通項目落地，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推動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已經為“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的9個項目提供17億美元貸款，“絲路基金”投資達40億美元……美國咨詢公司麥肯錫估計：到205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望達到80%以上。在新的歷史時期，亞歐大陸上正在鋪就和平、繁榮、開放、文明之路。不同文明間互利共贏，超越文明隔閡、文明沖突、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這就是摒棄叢林法則、不搞強權獨霸、超越零和博弈，開辟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

分享中國治理經驗

“全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外延，對全球治理提出的建議，也基于中國國內治理的智慧與經驗。”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說，“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只有中國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的時候，習近平主席闡述了中國道路。他說，中國的發展，關鍵在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習近平主席說，這是一條從本國國情出發確立的道路。中國立足自身國情和實踐，從中華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東西方各家之長，堅守但不僵化，借鑒但不照搬，在不斷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是一條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中國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人民中尋找發展動力、依靠人民推動發展、使發展造福人民。中國讓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正在向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快步前進。這是一條改革創新的道路。中國堅持通過改革破解前進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敢于啃硬骨頭、涉險灘,勇于破除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近4年來，在之前30多年不斷改革的基礎上，又推出了1200多項改革舉措，為中國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這是一條在開放中謀求共同發展的道路。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提升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

金燦榮說，中國是當今大國中的一個例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穩定島”。中國道路，讓中國經濟保持了近40年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奇跡，至今仍然保持著活力。面對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分化加劇、社會治理困境，美歐等西方國家最需要的是體制改革，但是這些改革難以突破，“很多領域不但難以推進，還往往引發政局動蕩”，反觀中國，改革開放推進了30余年，在近4年里，還能繼續推出了1200多項改革舉措，解決了很多體制上的難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在西方國家，不可想象。”

“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不能低估，中國人要自信點。”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出席一場論壇時回憶了6年前，他與著名學者、《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世紀之辯”。

當時，福山認為現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張維為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張維為說，這些智慧主要包括：一要看一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二要看一個國家能否既發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三要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沒有這樣的能力，社會將分裂、體制將僵化。“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他說。

“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貢獻首先就在于中國本國治理的成功。”金燦榮說，應對全球變革與治理難題，中國的關鍵在國內。而中國也需要堅持創新、繼續深化改革，不斷用自己的實踐、智慧與各國一道，照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程。

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智慧有助于破解全球亂局，可以說是迷航中的一盞航標燈，“而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思想智慧正是中國智慧的一種高度凝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