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

上半年經濟“成績單”陸續揭開面紗，從已出爐的財政、外貿、吸收外資、金融等數據來看，經濟穩中向好態勢進一步明顯。近日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于當前宏觀經濟金融形勢來說，還存在哪些金融風險？貨幣政策如何推動經濟去杠桿，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圍繞這些熱點問題，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

記者：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金融體系的風險主要有哪些？

黃益平：總體來看，當前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下行風險，但壓力不大。二季度經濟增長速度接近一季度，全年實現6.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應該沒有問題。過去一兩年，金融風險在股票、債券、理財產品、房地產、外匯等市場間游走，但目前金融市場除個別市場有些波動外，運行相對比較平穩。

目前最大的金融風險在于看不清楚的地方。凡是能看清楚的地方，風險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防控；而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往往看不清楚。眼下國內金融體系問題很多，最看不清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影子銀行、數字金融、地方政府融資3個領域。其中，數字金融平臺有一個很重要的風險特征，即參與的人往往對風險的識別和承受能力比較弱，風險傳導速度非常快，行業跨度比較大，甚至在很多區域之間不斷游走。

下一步，監管部門將全方位關注防范系統性風險。監管政策雖然出現一些調整，但總體方向和目標是一致的，重點更多地是放在穩增長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記者：今年以來，監管部門頻出重拳，促使金融體系降低內部杠桿，引導資金脫虛向實。有觀點認為，金融體系降低杠桿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對此您怎么看？

黃益平：這個觀點我并不贊成。從公布的數據來看，去杠桿取得的效果是很明顯的，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依然很大。在監管政策調整的過程中，一些市場上的流動性可能出現偏緊，市場利率上行，但是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總量增長速度是創新高的。這些其實都表明資金配置在市場和傳統金融機構之間的分布可能出現了一些改變。比如，原來影子銀行、理財產品很活躍，現在有一部分資金回流，所以銀行信貸增長其實是非常快的。從總量上來看，M2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市場擔心其對經濟支持力度是不是有所減弱可以理解。但總體來說，無論是從社會融資總量來看，還是從經濟活動來看，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拐點。當然，去杠桿還要加強監管協調，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作，減少套利、投機行為。

記者：下一步，貨幣政策如何調節好貨幣閘門，推動經濟去杠桿，處理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總量的關系？

黃益平：近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堅定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所以流動性即使出現偏緊或偏松，都不會發生很大程度的波動。央行會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貨幣政策目標既要保持經濟增長相對穩定，又要盡量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為積極推動經濟去杠桿，按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金融支持經濟轉型升級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今年上半年產能過剩行業和房地產貸款明顯走低。此外，在談及金融體系降低內部杠桿時，很多金融從業人員都很困惑。其實金融杠桿有一個高低程度的問題，杠桿過高，一旦出現市場波動，就會推波助瀾，導致市場波動愈發地不可收拾，而且金融部門杠桿率太高以后，實體經濟可能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很多資金都在虛轉。所以，去杠桿政策調控的目的是支持實體經濟。但在調控的過程中，會出現一定的市場波動，但總體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并沒有出現逆轉。

記者：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波動總體平穩，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逐步減弱。您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如何繼續完善，以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彈性？

黃益平：一般而言，經濟的基本面決定匯率是否升值或貶值。目前經濟增長速度、國際收支、外匯儲備、外債等基本面情況決定人民幣貶值的基礎不是很強。除此之外，決定匯率變動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預期。過去幾年人民幣存在貶值的壓力，很大程度是由預期推動的。當時，市場上有不少人認為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實體經濟部門回報不太好、杠桿率過高以及美元升值，導致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很大。這個預期一旦形成，羊群效應進一步放大，市場就會拋售人民幣資產，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便進一步加大，這時候已經和基本面沒有必然的聯系了。今年以來，監管部門向市場提供外匯資金以調節外匯供需平衡、加強資本項目相關業務真實性審核以及推出一系列穩增長措施推動經濟持續向好，合理引導預期，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逐步減弱。下一步還要加強預期管理，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靈活性，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區間，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清潔浮動。

記者：近幾年，我國以第三方支付為代表的數字金融得到高速發展，像使用支付寶、微信支付的用戶加起來超過10億人，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數字金融在發達國家沒有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業態，在中國卻快速發展起來，主要原因是什么？去年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進行數字普惠金融的中國實踐課題研究，還專門研究開發了“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等系列指數，目前指數監測情況怎樣？

黃益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已經比較完備、競爭更加充分，市場空白少，老百姓和小微企業獲得的金融服務較為充分，所以對數字金融需求小很多。在中國，金融機構雖然很完備、規模很大，但是金融服務有效供給相對不足。傳統金融機構存在所謂的“二八法則”，即20%的客戶提供80%的業務量，大多數中小企業和低收入群體很難獲得融資。截至今年3月底，央行征信系統收入自然人信息9.21億人，其中4.42億人有信貸記錄。13億多人只有4億多人曾經獲得貸款，金融服務空白大。數字金融領域的優勢就是實實在在地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可以使這些人得到原來沒有獲得的金融服務。因為數字金融把幾千萬甚至上億人“粘”在終端上，有效地降低了金融服務的獲客成本。此外，監管相對寬松的態度、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也是數字金融在中國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從目前指數監測情況看，一是數字普惠金融最近幾年增長速度很快。2011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為40，到2015年已經上升到220。二是數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很明顯。把全國各個地級市按照發展水平分成4個梯隊畫在一張地圖上，2015年各市之間顏色的差距比2011年要小很多，表明后進地區5年間與最發達地區的差距明顯縮小，也就是說后進市的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速度更快。

記者：數字金融作為一種創新事物，發展中也存在不少風險。那么，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如何加強監管，實現防范風險和創新發展的平衡？

黃益平：數字金融這幾年發展很快，但問題也不少。然而，對于數字金融的監管顯然不能走極端，既不能完全管死，也不能聽任其野蠻發展。從原則上來說，尋求數字金融創新發展與防范風險兩者之間的平衡是有可能的。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實施“監管沙盒計劃”或者創新中心，發一張有限制的牌照，劃定一個區間，進行嘗試，做得好再提供全牌照，做不好就取消。這樣既允許創新，又不會導致系統性的風險。此外，對數字金融或者互聯網金融和傳統金融應該實施統一的監管框架和監管標準。人民銀行等十部委對互聯網金融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其既包括互聯網金融公司的金融業務，也包括傳統金融機構利用數字技術開展金融業務。既然數字金融和傳統金融都有，顯然應該實施統一的監管框架。如果監管標準不一樣，容易出現套利行為，存在風險隱患。

本文來源：金融時報 作者：許婷

原標題：金融監管政策重點是穩增長防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