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民警正在檢查社區內監控探頭的運行情況。 莘莊派出所供圖）

直到現在，在上海康城當了16年社區民警的徐斌說起去年5月那場社區里的“馬拉松”比賽，口吻在新鮮中依舊帶著些不可思議——這是康城十幾年來的“第一次”，也是康城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畢竟，這是個有著約12500戶、近5萬常住人口、4個居委會的“巨無霸”社區，是全上海最大的單體小區之一。

康城之大，從“賽道”就可見一斑：沿著小區道路“繞城”3.2公里，冠軍也要跑上13分20秒；而繞整個康城外圍一圈將近5公里，成年人的腳程從南門到北門，約需半小時。為了解決小區居民的“出門”問題，公交公司將終點站為莘莊地鐵站的莘莊1路、莘莊2路公交車的始發站，都設在了康城小區內。

地大，人也雜。開發商當年以“法式風情”景觀，嘗試打造一個高品質樓盤，可近郊的區位和相對的低房價，卻曾引來不少炒房客和群租客。康城一度成為入住人員結構龐雜之處，有人說“康城是一片神奇土壤”，同一棟樓里住著奔馳寶馬車和拉貨三輪車的車主；更可怕的說法是，“康城是一個高級版的城中村”。上海人提起康城，大多印象是“亂”和“群租”，康城居民則多年被盜竊頻發所困擾。

不過，參加完這場“馬拉松”的社區管理者和居民都覺得，康城近年來“變好了”。僅舉康城的入室盜竊案接報數為例，從2015年的185起下降到2017年的15起，降幅超九成。

康城之變，變在何處？記者伏于康城數日，發現破解這座龐雜小區里階段性的矛盾和難題，考驗的不僅是協同治理的能力，更在于如繡花一樣精細化管理的智慧與耐心。若放到更大的范圍來看，康城猶如麻雀，解剖之，或許能對特大城市的治理有所啟示。

（集合了多個政府服務窗口的康城社區基本管理單元，是康城社區管理的一種制度創新。張凌云 攝）

【亂象】

康城“奇景”，徐斌很多年前就見識過了——他來康城后碰到的第一個“案子”，涉及的是康城社區內各施工隊工人討薪，那大約是2002年底，正式入住的只有125位住戶，小區里卻有5000多位工人。

2002年起，徐斌在康城當社區民警至今，看著康城從小小的新樓盤，成了容納4萬多人的超大型社區。他注意到，2003年7月一個高溫天，康城的房子一天之內成交了1000多套；2004年新修建好的上海師范大學康城實驗學校師生75人，如今3000多人；而康城內兩家幼兒園，其中一家竟有800多位師生。

不少亂象，根源之一在于人口快速膨脹，而管理與服務沒跟上。在康城，群租問題最先暴露——大約從2003年開始，出現了一口氣買下多套房子后只租不賣的外地投資客，由此又催生一批“二房東”，租下十多套乃至更多房子再轉手群租。據康城社區民警回憶，最離譜的一套房，用隔板隔出十多個“房間”。與之相伴的，是為了滿足龐大人口的生活便利，各種違章搭建的無證小店如雨后春筍。

投資與盈利之下，社區安全，少人關注。“最夸張的二房東，腰上圍了一圈鑰匙，手里四百多套房，聘了三個人專門管理房子。”社區民警劉正昱告訴記者，他2014年到康城工作時，群租依舊猖獗。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被改造成“公司公寓”，填滿房間的上下鋪能容30人，夜里連走廊上都睡滿人。

對康城群租的整治，雖然十幾年間從未中斷，但反復回潮：“早上剛把隔板拆了，下午二房東可能就去樓下撿回重搭。”知情人告訴記者，物業每天都接到十幾個關于群租的投訴：噪音污染、垃圾亂扔、雜物亂堆。安全成了最大的問題，好些年前，康城的一套群租房里出現了因煤氣中毒3死1傷的悲劇。

與群租如影隨形的還有小偷。相比周邊社區，“大康城”的安防設備遠遠滯后。兩年多前，康城社區物業公司的保安隊長齊國財覺得，自己是“長”在了派出所。因為社區內盜竊案件頻發，他幾乎每個禮拜都需要到莘松派出所報到——2015年康城的盜竊電動車、自行車、摩托車案246起。康城在建造之初規劃的107個監控探頭陸續壞了90多個，整個電子安全防控系統形同虛設。因為“安保工作不力”，齊國財有兩年沒拿年終獎。他曾覺得挫敗，有了逃離的念頭。

那段時間，不少居民忍無可忍，搬離康城。可康城因為“亂”而比周邊小區便宜不少的房價和租金，又吸引不少新居民搬來。“總有人進，也有人出，流動性大得驚人。”一家房屋中介的游經理說，他在此工作十多年，自認“康城中介”曾有特殊性，在圈內很長一段時間里，這是一份被人看不起卻趨之若鶩的工作。

（徐斌在社區內給保安隊伍做治安技能培訓。莘松派出所供圖）

【破題】

康城困局的破題，是由合力拆除違法建筑和整治群租開始的。康城在2015年12月啟動最有力度的一次集中整治，包括市場監管所、房管辦、派出所民警、居委會、保安、志愿者在內的405名工作人員組成工作組。劉正昱清楚記得那年冬天奇冷，他從早上6時到晚上19時30分，奔波在小區內，首日就完成了82戶群租的整治工作。不同以往，這一次的拆除工作則更加徹底：被拆除的隔板和床板會被砸碎，所有的整治垃圾都被及時處理干凈。讓劉正昱和同事們感到意外的是，原計劃持續一年半的群租整治工作在3個月就全部完成了。

違章搭建沒了，一些案件頻發點不再是“盲區”；不少投資客炒房團和二房東的生意也黃了，僅僅將這里視為“掙錢工具”而對小區治安不在意、不支持的阻力也就自然而然消解了。

然而，當居民們強烈呼吁要為小區安裝監控探頭時，卻幾番受阻，擱置多年。

奇事不少——比如社區里有位游手好閑、依靠父母接濟生活的三十來歲年輕人，挨家挨戶敲門為自己拉業委會投票，并承諾當選后將免除投票人的物業管理費；又如，業委會每次想要促成某項工程，就會有質疑聲：業委會成員是否為個人謀利？

曾當選康城第一屆業委會籌備組組長和業委會主任的老范，活了大半輩子沒見過法院庭審現場，可成為“范主任”的5年間坐在被告席上次數不下10次。每次“居民代表”對他履職行為的懷疑，都被判定為子虛烏有。

原本供社區居民交流的康城網，居然曾因散布謠言過多并涉及網絡侮辱他人，而被相關部門關停整治；有段時間，業委會內部扯皮，平均每3個月就要“罷免”一位業委會主任……

這背后，根源還在于小區太大、人太多、利益太多、心不齊，畢竟，涉及到如何動用眾多業主的1.3億元維修款，實在錯綜復雜。

“為了安裝探頭，我磨了多少嘴皮子。”徐斌說，社區民警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每月開一次警情通報會，因時常增加盜竊受害者的“現身說法”，頗有“康城特色”。一場場通報會成了跌宕起伏的故事會，參與的社區居民從來不下100人。社區民警還先建議居民安裝室內攝像頭，幫忙破了案，又把監控內容放到下一期的警情通報會。同時，社區民警和居委會也想給業委會“換血”，在民主選舉的前提下，鼓勵小區里更多正直、有魄力的有識之士參與競選。從嘉興市政府退休回滬定居的郁美華，在社區創辦過近百人的中老年合唱團，多年管理得井井有條，盛情難卻下參與業委會競選。“業委會委員們有公心，人心總算是往一處使勁了。”康城社區黨委專職副書記張軍萍說。

加裝探頭的提議，終于在第二屆業委會履職的最后幾個月獲得康城居民的投票通過。但好幾次安裝監控探頭，都因人員變動，接近達成卻又流產。2016年8月，康城社區選舉產生第三屆業委會，在之后半年解決了物業續聘、合同簽署、公共區域技防改造升級、樓道門禁系統方案制定、消防工程改造費用梳理等多年未決的問題，另外，經業委會同意在小區維修基金中拿出1300萬元安裝了1946個監控探頭。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探頭的位置，是由不少熱心居民、物業保安隊員提出意見需求，結合徐斌、張佳藝等6名社區民警對照圖紙和歷年發案情況，四處踩點確定下來的。

裝好探頭的2017年，康城偷盜電動車、自行車、摩托車的案僅發生過10起。

“如果說安全是公安機關給市民群眾的產品，那么我們希望將對群防群治力量的專業化培訓也作為這個安全產品的一部分。人是所有物防、技防設施背后最重要的因素。給這群人最充分、強大的支撐，城市的安全產品將不僅有力度，還更有溫度。”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局長鄭文斌說。

（劉正昱正在向記者介紹社區監控探頭的分布情況。楊書源攝）

【協同】

在徐斌的手機里，有一個名為“保康團”的微信群：保衛康城的意思。群里有民警、保安，以及業委會、居委會負責人和居民代表等，24小時隨時溝通。

2017年初，兼任居委會副書記的徐斌深知，探頭之外，社區的智慧治理終究靠人。莘松派出所組織了齊國財在內的康城小區持證上崗保安進行一個月的脫產培訓，在公安的監控室里，學習如何識別、跟蹤、監控犯罪嫌疑人。

記者在康城的監控室內，看到墻上大小49塊監控屏幕。齊國財“放出豪言”：“那些在康城做了壞事的嫌疑人，他從哪兒來，又往哪兒去，我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記者采訪時，齊國財配合社區民警，通過仔細比對分析，確定了前一天小區內砸車事件的嫌疑人，“破案”最快可在一天內。有人笑言，在康城當過保安的，經驗豐富，去別的小區或許可以當保安隊長。徐斌也高興，這一年來，“壞事”少了，他與齊國財的見面頻率大大下降。

對于每天工作在一線的社區民警而言，如今的康城治理，考驗更多的是參與者協同合作的能力。在社區治理的末端，有一群協管員、樓組長、志愿者和社區民警、保安隊員一起，共同組成了康城的群防群治隊伍。

在齊國財的手機軟件里，康城內所有裝了GPS定位系統的保安巡邏儀和巡邏車的位置都在地圖上實時可見。這不僅可以考核保安隊員每日巡邏任務，更能提高巡邏質量。前幾個月，社區民警在保安隊長和業主的協助下，利用監控抓獲兩名以推銷為名實施詐騙的犯罪嫌疑人。齊國財回憶，業主出于謹慎打電話找保安核實，他們隨即調取監控并派出最近的巡邏保安上門詢問，最終識破伎倆。

“保衛”只是基礎，更關鍵在于協同合作的常態化。2016年2月，莘莊鎮在康城成立“兩委一中心”，即社區黨委、社區委員會和社區中心，做實了社區基本管理單元，公安、市場監管等執法力量在此都設有工作站，與居民直接互動。每天16時，康城“兩委一中心”和相關職能部門共同參與交班會，各個工作站都要進行工作交流，形成工作日報。“一旦有違章搭建的苗頭出現，駐地社區內的城管就可以在物業公司、業委會的明確告知下執法，幾乎沒有時間差，也大大降低了執法的難度。”張軍萍說，“過去很多居民都不太好意思說自己住在康城，如今，他們的安全感和獲得感越來越足了。”

在康城生活了16年的范成貴和郁美華，也向記者強調：康城蠻好的，他們從搬進來的第一天起，就喜歡繞著小區的綠化帶散步。郁美華憶起2002年來康城看房子時，剛隨嘉興的合唱團去法國交流演出歸來，又在社區里看到似曾相識的“凱旋門”建筑時，內心挺激動。眼下康城正在變好，也讓她重新拾起“初見”的驚喜。

【新意】

康城正在變。

不過若要說康城依舊存在的問題，徐斌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出“三大頑疾”：社區停車難，居民養狗為患，“居改非”有所抬頭。上海市公安局閔行分局于2017年所做的一項大數據調查，發現這一年來，居民對于“家中被盜”等原本常見的安全問題，感知度已經降低很多，而“無證遛狗”“群租”等屬于安全隱患的問題，感知度卻處于高位。數據分析人員認為：居民對于未來可能發生的安全隱患的擔憂和感知更強了，這是未來社區治理的轉變，康城社區正是處于這種變化之中的一個樣本。

“社區治理的含義，在實際的操作中包括從下至上的民主合力與決策，也包括自上至下的政府管理。”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講師趙蔚結合自己之前在上海閔行區各個社區的調研經歷，在提及康城之變時將其理解為社區治理“兩條線”的一次完美融合。在趙蔚看來，一個社區在日常運行中繞不開的兩個核心命題，是社區里的社會資本如何進行和居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分配以及在政府的治理框架內展開行動。“任何一個社區的成功經驗都不能簡單復制，因為社區治理終究是一個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交集與故事。”趙蔚說。

和“馬拉松”一樣，康城社區里前所未有的交集和故事變多了。2008年在康城社區內開了兩家超市的安徽人夏東先也是社區業主，2017年他的“老年人食堂”和“上海菜餐廳”開業，這也是康城在社區治理之后的“新意”——因為這幾年“居改非”整頓，許多食品衛生無保障的社區內小餐館被依法取締，但居民們在社區內的就餐地點也減少了。“兩委一中心”結合社區居民的新需求，利用康城二期生活區閑置樓層，邀請在小區內口碑很好的夏老板來開餐飲店。夏老板定下規矩：食堂只服務社區里的老年人，每份套餐只收7元，不以盈利為目的。這一年，夏老板的餐廳和食堂成為康城居民常去的聚餐點。

2017年5月，康城舉辦首屆運動會，之后攝影展、親子活動和音樂節都有了。就在今年1月6日，康城有了新的故事：一家公益組織在康城舉行文明養犬活動。這在康城難得一見，其樂融融。

康城最初的“守護者”之一徐斌看著也樂。這十多年，他陸續迎來所里派來增援的新面孔。2007年，徐斌的徒弟小孟是第一個被派來增援的，當時徐斌直白叮囑：“遇事不急，重在處理，這就是社區民警的本分。”此后陸續來了張佳藝和劉正昱、吳軍、張開軍4位青年民警，囑咐還是沒變。一位青年民警告訴記者，康城依舊大，不過不“雜”了，慢慢來，總能做好。

這位青年民警接受采訪時，在康城內部道路上的私家車一時沒停好，和記者說話沒多久的工夫再一看，保安已“不近人情”地鎖了車輪，并在車窗貼好告示。旁人看了，感慨說：這才是小區應該有的樣子。或許只有康城居民，才能深切體味這句話的意思。

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張凌云 楊書源 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