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張鐘尹    

每經記者 張鐘尹

近日，第十六屆企業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召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在論壇上表示，通過貨幣政策實施總量刺激，只會加劇過度貨幣化，進一步放大“脫實向虛”，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效用有限。

圖片來源：攝圖網

樓繼偉指出，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上發力，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配合，還有較大的空間。在減稅方面，他認為應當推動所得稅改革，增加企業所得稅研發扣除，個人所得稅改為綜合征收，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納稅負擔。

金融體制存在嚴重的扭曲

2017年主要經濟指標都在可接受的范圍，部分指標甚至在上限區。

從經濟質量看，樓繼偉指出，萬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大家可以切身感受到環境狀況的改善、霧霾天數的減少，其中固然有“天公作美”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污染治理的成效；居民消費升級態勢明顯，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2017年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支出和醫療保健支出分別為8.9%和11%，明顯快于人均消費支出7.1%的平均水平。隨著“制造業、服務業+互聯網”的深入推進，線上線下加速融合，帶動高端消費向中等收入群體覆蓋。

他指出，今后一段時間需求管理的空間并不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抓手。

樓繼偉表示，財政和貨幣總量政策空間不大。從財政政策看，歷經前期多輪刺激，大規模集中基建的余地不大。一方面，地方債務風險凸顯，不宜再增加基建債務；另一方面，按照適當超前的原則開展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是合理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度，如果超前10~20年就必然會淪為“扔不掉、養不起”的“白象”工程。典型的如最近被叫停的包頭地鐵項目。當然，隨著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鎮帶的發展和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進程，經濟上可行的基建投資還有廣闊持續的空間。

此外，從貨幣政策看，近年來我國貨幣乘數快速提升，從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與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經濟快速貨幣化。但與此同時，GDP增速卻呈下行態勢，說明貨幣供給擴張對經濟拉動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通過貨幣政策實施總量刺激，只會加劇過度貨幣化，進一步放大“脫實向虛”，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效用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樓繼偉指出，我國貨幣環境更為寬松，資金成本反而更高，表明金融體制存在嚴重的扭曲。

他解釋稱，我國M2與GDP的比例超過200%，與日本的水平大體相當，超過美國91%的兩倍。但從利率水平看，2017年我國1個月的SHIBOR拆借利率平均水平為4.09%，同期日本的可比利率水平為負0.01%，美國為1.1%。

他表示，過度的混業（我們稱之為“綜合經營”）造成一系列金融亂象，名目繁多的中國特色衍生品令人眼花繚亂，同業、通道、嵌套、資金池、龐氏融資性的萬能險、P2P、非標、現金貸等等層出不窮、相互疊加，結果是不斷抬高資金成本，加劇實體經濟困難。同時，風險傳染的渠道極不透明。

地方政府“灰色收費”仍存

盡管財政和貨幣總量政策空間不大，但是財政政策可以在結構調整上發力。對此，樓繼偉指出，財政收入方面可以通過減稅推動企業加大研發和創新投入，提升經濟活力；支出方面可以通過對支出結構的調整，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并引導資源向符合宏觀調控方向的產業流動，改善供給結構，提升供給水平。在這些方面，財政政策應當大有可為。而貨幣政策從原理上講僅有總量屬性，不具備結構調整的功能。

實際上，近幾年來，我國一直大力推行多項簡政減稅降費政策。據世界銀行統計，我國營商環境在19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78位，比2013年大幅躍升了18位。

樓繼偉提出，推進簡政減稅降費，下一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別是要把握好具有外部性事項的處理，確保“好事辦好”。在減稅方面，2017年全年財政收入17.3萬億元，增長7.4%。這一增長是具有減稅效果的。如果財政收入與10.5%（6.9%+3.6%平減指數）的名義GDP增長同步，全年財政收入應為17.8萬億元，比實際收入多出的約5000億元體現了減稅效應。考慮到財政收入增長與PPI的關聯度更高，如果按去年6.3%的PPI估算，上述測算的減稅幅度還會更大。這說明我們的減稅是實實在在的，效果也是明顯的。

樓繼偉進一步分析認為，仍有減稅的空間，應當推動所得稅改革，增加企業所得稅研發扣除，個人所得稅改為綜合征收，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的納稅負擔，避免個稅異化為“工薪稅”，形成逆向調節。在降費方面，對于缺乏上位法規依據的非行政許可審批類的收費項目，目前在中央政府層面已經全部清零，但在地方政府層面，這一類“灰色地帶”的收費項目仍大量存在，應當作為下一步降費的工作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