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編輯 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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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村的一場火災，讓人們又想起城中村。

城中村其實一直在那里，在城市的心窩里，也在拆遷作業的轟鳴中。

從2007年城市改造項目啟動始，截至2014年底，西安已拆掉過半城中村。加上后來的改造項目，西安人耳熟能詳的名村，多已蕩然無存，所剩的不是正被拆遷，就是躺在即將被拆的名單上。

有媒體這樣說過：“中國，沒有一座城市，像西安那樣，城中村會被譽為城市的地標與精神高地。”

不過，就個人觀察與經驗來說，沒有幾個住過城中村的人，會有這樣的詩意。人們也許會記住它，但銘記的其實是各自生活，從不是村子本身。

至少，一座城市的地標與精神高地，不該是被安全隱患包圍的。

如何改變城中村，或者說管理、拯救城中村？10年之后，當一次次火災發生，人命隕滅之后，似乎還沒有一個靠譜的方法改變現狀。我們面對城中村的態度，除了拆遷一途，幾無他法。

安全比廉價更廉價

王家村的火患，其實很早就已埋下。

2015年11月，本地紙媒曾對王家村做過專題曝光，譬如電氣線路亂接、違章用火用電、消防通道不暢等。當時有店家擔憂地說，“要是真發生了火災，消防車哪里進得來？只能希望千萬別發生火災。”

不想竟一語成讖。次年王家村就發生火災了:一租住戶房間起火，消防車也果然沒能進來。好在當時未造成人員傷亡。

接下來，便是前不久火災所致的4死13傷。

事故令人扼腕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切本可避免。

更可怕的是，災難之后依舊渾然不覺。

火災發生后，粉巷君（微信ID：nbdfxcj）到北郊的棗園村、東郊的長樂坡村等轉了轉。這些地方的風景一如往常，看不到任何被事故“驚醒”后的變化——凌亂的電線，擁堵的過道，人們對此習以為常。

本地電視臺的走訪揭示了同樣的畫面，在許多村子，電動車違規停放充電依舊比比皆是。

就像一位村民所說，“幾年下來就那么一兩起火災，都是媒體把事情夸張了。”安全意識，是城中村里最稀缺的奢侈品。在生活成本的低廉面前，什么衛生、安全等都恍若浮云。如果因為“干凈、安全”，房租會上漲，那是租戶萬萬不能同意的。

也正如一位租戶所說，如果有錢，誰還會住在城中村？

而相對于火災等小概率事件，租戶們最頭疼的其實是失竊。盜竊案件高發，連房東們也深受其苦。曾經的長樂坡村房東，而今因房子拆遷，已在外生活兩年的李女士回憶，自己最多一年曾丟過三部手機。

“利”字當頭蓋起來

宏觀來看，西安城中村，與中國任何城市的城中村一樣，是快速城市化的產物。城中村的“亂”，也因其失控的逐利行為而生。

在城市擴張過程中，相比征用耕地來講，無論是征用宅基地，還是安置拆遷戶，費用都要高出很多。因此，耕地被大量“剝”去化作城區，原住民聚居的宅基地 “剩”在原地，宛若水果吃完被遺棄的果核。

換句話說，城市之所以有如此多“丑陋”的城中村，首要原因還是“吃相”太難看。

直到2007年，西安城六區加上長安、臨潼、閻良三區，共有城中村326個。這個數量放在全國，雖不是最多，也可以說是最多之一了。

農民失地后急需新的收入，城市擴張后也急需大量廉價出租房，因此，利用宅基地進行住房租賃，或其他商業活動營生，就成了必然之選。

城中村既是城市擴張“利”字當頭的產物，其生存、演化乃至消亡，也便始終伴隨著利益的尖銳博弈。

宅基地的第一波加蓋是與城市化的擴張相伴的。房子越多，就能安頓越多租戶，也便有更多收益。

以長樂坡村為例，本地黨媒2012年披露，該村村民2500人，租房人口卻超8萬，超過村民人口31倍之多，租客密集程度可見一斑。

第二波加蓋，則與城中村改造緊密相連。蓋的越多，賠償越多，收益也是很直觀的。

曾在長樂坡村生活多年的張先生回憶說，他2004年住到這里時，村里樓高還在2到3層。到了2013年左右，聽說要拆遷，一波瘋狂的加蓋就開始了。如今，長樂坡村的普遍樓高已到6層。

兩波瘋狂加蓋幾乎發生在每個城中村中。時間推移到2017年，西安城中村的加蓋仍然頻頻見諸媒體。其中盲目、無序招致的安全事故，幾乎從未禁絕。

而這一瘋狂進程，用默守陳規的方式去管制，幾乎無解。

省社科院一位研究員直言，城中村并不是城市，其管理模式仍然是傳統鄉村的沿革。面對“城中村”的全新形態，村子管不動，城市管不了，沒有一個直接有力的管理機構，沒有充分且明確的資金投入，統籌、規劃都是無稽之談。

說到底，還是管理不細致

如今，西安的城中村正以每年20個左右的速度消亡。但考慮到百萬余人口的租戶，在城市提供足夠的廉租房前，城中村還不能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讓“過渡”變得更平安一些？

因為預見到被拆，村民不愿精心經營；因為不過是臨時歇腳，租客不愿斤斤計較；也因為它確實遲早要拆的，相關部門的積極性難以調動起來。

最可怕的，正是這種得過且過。

與幾位房東、租客聊了聊，他們的經驗比較一致，以前除了偶爾看到派出所貼的通知、提醒外，幾乎沒見過什么檢查。

粉巷君（微信ID：nbdfxcj）又查閱了相關新聞，頗令人感慨的是，在王家村事故發生之前，西安從去年11月開始起，便展開了城中村和群租房的消防安全專項整治。

單獨的信息也許并不足以說明什么，但許多信息疊加起來，就容易讓我們產生某種也許有些偏差的“錯覺”：我們的城中村治理往往更多表現出滯后性，而鮮見一些開放態度，大膽變革；我們的城中村治理也往往更多表現出整治力度很大，但基層部門落實卻并不夠扎實、有效，而鮮見一些立竿見影。

其實，他山之石也是有的。

比如廣州。其是中國城市化最早，也是最早形成“城中村”的特大城市。

2015年，廣州通過“三線”整治，有效解決城中村“蜘蛛網”問題。所謂“三線”，即電力線、電話線、有線電視線。

此外，其建垃圾屋凈化環境；安裝視頻、IC卡門禁，建立出租屋工作站和網格員加強日常巡查，發案率顯著下降。

住在城中村的人們要求其實不多。房東劉女士舉了個例子，“家家備滅火器，可以，問題是有沒有人來指導、培訓如何使用？有些商場可以做到每月一次，我們能做到多久一次呢？”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城市與城市的差距，正是這些“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