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李可愚     每經編輯 宋思艱    

1990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開發開放上海浦東。隨后的20多年中，這里從一片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城鄉結合部，飛速成長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張“新名片”。摩天大樓、世界博覽會、自由貿易區……上海浦東成為了全世界認識一個現代化中國的最佳案例之一。

這樣的一個現代化浦東，離不開一代代建設者的辛勞與汗水：上世紀90年代初期，800多名來自上海各地的人才奔赴浦東，從無到有把這里建設起來。后來，這批浦東開發開發先驅被稱之為“浦東八百壯士”。原浦東新區區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邵煜棟就是其中的一員。

作為一位參與了浦東開發開放全過程的“老浦東”，日前，邵煜棟接受了《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的專訪。在專訪中，他向記者披露了浦東建設史上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和生動故事：開發浦東的決策是如何提出的？浦東是如何在“高起點”上建設起來的？當時的浦東建設者是如何向全世界推介浦東的？這些大家關心的問題，在邵煜棟的敘述中都能找到答案。

浦東是上海的新“錢袋子”

NBD：當年，浦東新區是如何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浦東新區的籌備和建設，經歷了怎樣的決策過程？

邵煜棟：孫中山先生有一本書，叫做《建國方略》。里面明確提到，在中國沿海要建設三個大港：南方大港定在廣州；北方大港定在大連；東方大港就定在上海浦東這個位置。中山先生認為，中國要富強，要建設三個大港對外。

所以說，浦東開發是歷史必然和歷史能動的結合。說是個歷史必然，是因為坐落在那么好的一塊寶地上，過了黃浦江，就是上海的外灘、南京路，鬧市區。但是，就在對面這一片地方，85%以上是農田，沿黃浦江浦東段只有破廠房、破民居，是一些不發達、比較落后的地方。

此外，上海解放以后，承擔了“共和國長子”的重任，財政收入長期遙遙領先于其他各省份。在1990年的時候，第一，上海上交的財政占全國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國庫里有六塊錢，其中一塊就從上海來；第二，（上交中央財政）占上海財政總收入的87%左右；第三，上海自己留下來的錢只夠“吃飯財政”，大概不過36個億左右。

浦東開發的主要制約是什么？主要是黃浦江上直到1990年，竟然沒有一座橋。這在世界大城市之中，實在是絕無僅有。為什么？第一，建橋難度大。大橋下面必須要過萬噸輪，一過萬噸輪，這個橋面就要高。大概是45米的凈空高度，相當于15層樓這么高。兩邊的引橋大概要四公里，要動遷居民三千五百多戶。再加上工廠企業220多家。上海造不起了，沒錢啊。

第二，當時造橋要8.2億元人民幣，但一年能動的基礎設施資金只有6個億。那么建完一座橋，這筆錢也不夠，也不能說建了橋，其他什么都不干。所以說上海從陳毅當市長（解放后上海第一任市長）開始，就在討論建橋，但很長時間之后，橋都還沒建起來。

而且，當時連續發生了多次市民大霧天搶著過江上船所導致的踩踏事故。上海當時很多人都知道，每到大霧，就容易出事。那時候，黃浦江上過江，主要靠16條輪渡線、四條車渡線，一到大霧就要停航。等到復航，輪渡站積壓的人群一定要搶著上船，發生踩踏事故。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87年12月的一天，那天霧很大，延續了很長時間，為了搶著過江，發生了較為嚴重的踩踏事故。

當時，上海在諸多制約下，城市向何處發展？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江之隔的浦東。這個地方能夠使上海的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闖出一條全新的路來。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就有了四個經濟特區，后來加了一個海南島。在1990年的時候，浦東與深圳的差距就顯現出來。因為當時深圳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上海當了國家的“后衛”，守“球門”，城市也不如往昔。所以要走出一條新路，才能使上海煥發生機，再造一個新“錢袋子”，為國家做貢獻。

朱镕基到上海當市長以后，在上世紀90年代初，請小平同志來上海過年，把浦東開發的設想向小平同志做了報告。鄧小平同志聽了，說“這是一個好事，早該如此，可惜遲了五年”。這個五年就是指討論海南建特區的時候，沒有把浦東帶上。鄧小平同志想的絕對不單單是一個上海而已，他想的是以上海這個地方，向世界宣示：把改革的大旗舉得更高。

然后，朱镕基請小平同志，把上海浦東開發設想的意見能夠帶到中央去。小平同志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你應該去找總書記。朱镕基對小平同志解釋道：總書記剛剛從上海到中央工作，他講上海的問題不大方便，還是您講為好。小平同志笑著接受了這個建議。

之后，在1990年2月17日，小平同志對有關領導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有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這里就可以看出歷史的能動性來，浦東的開發為什么能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上了快車道？就是靠了偉人推了一把。

在鄧小平文選中，可以看到一篇文章：1990年3月3日，鄧小平把中央領導請到家里，做了一次長談。他說，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這里就強調，上海是王牌，打出去影響大。

后來，中央派出了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到上海來實地考察，然后向中央做了專題報告。中央4月12日討論作出了決策，4月18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專程趕到上海，在大眾汽車公司成立五周年的大會上，宣布：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不過，當時中央決定不再建立新的經濟特區了。所以，上海就決定喊出“新區”這個名稱，“浦東新區”在全國也就是第一個。而朱镕基對它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不特而特、特中有特”。不是特區，但享受了一些特區的待遇、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人才基礎，要為國家做特殊的貢獻。

浦東大開發正式拉開序幕是1990年5月3日，那時候，經中央批準上海多了一個委辦，叫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當天正式掛牌。這樣，浦東開發建設就進入了快車道。那一年，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浦東的規劃全面啟動，二是基礎設施建設要突破。

到了1991年的春節，小平同志再次到上海過年，聽取了朱镕基同志的匯報，那個時候匯報稿是我們直接參與起草的。那天是1991年2月14日，大年三十，快要下班了，突然接到市里通知說待命，有重要任務，我們浦東開發辦的兩個領導就趕到市里接受任務。我們就在那里等待。一會兒，領導回來說不能回家吃年夜飯了，趕快寫向小平同志匯報的匯報稿，所以那天晚上我們就是在外面的鞭炮聲中寫稿子，到了第二天送到市里。后來，又趕快到新錦江41樓的旋轉餐廳去布置會場。當時，浦東沒有地方可以向小平同志匯報，所以匯報地點還是在浦西的新錦江。

到了大年初四的早上5點多，小平同志正式登上了南浦大橋。下橋后，在新錦江用了早餐，然后在那里聽取了朱镕基同志的匯報。匯報期間，小平同志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也不是現在這個樣了，浦東像深圳特區那樣早幾年就好了。

此時，小平同志實際上意識到了，浦東開發相對比較晚了。那怎么辦？于是就給你一個任務，叫“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這也是現在浦東的座右銘。

在小平同志的進一步關懷下，浦東開發的速度大大加快，那時候我們在規劃、基礎設施、金融、高科技方面都有比較大的動作。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期間，又一次到了上海。2月7日那天，他到了南浦大橋，因為橋梁還在建設當中，所以當時建橋的總工程師向鄧小平在橋下做了匯報，鄧小平看著模型，說了一段話：“浦東開發比深圳晚，但起點可以更高。起點高，關鍵是思想起點要高，后來居上，我相信這一點。”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最后一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里面有這樣一段話：“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上海在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輻射面寬。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

所以說，浦東不只是一個開發區，它是國家戰略。有人認為國家級開發區級別是最高的，但浦東下屬就有四個國家級開發區，它自己就屬于一個國家戰略。

到了1993年的12月中旬，小平同志又來到了上海，上了楊浦大橋的橋上。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著一些雨夾雪，還刮著六級風，天氣很冷。小平同志冒著嚴寒，驅車上橋，上橋以后，他拍著扶手喊停車，說要下來走走。媒體記者都蜂擁而上拍照片，鄧小平講了一句話：“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他的女兒說：“爸爸從來不作詩，今天怎么詩興大發？”鄧小平說：“我不會作詩，這是出自我內心的話。”

所以，現在要講浦東開發，要把小平同志倡導浦東開發和中央決策浦東開發的過程講清楚。

浦東開發，理念創新是關鍵

NBD：隨著1990年中央宣布開發上海浦東，浦東的建設和發展進入了快車道。您當時親歷的浦東初創時期又是怎樣的？

邵煜棟：浦東開發的籌備，實際上要追溯到上海市的老市長汪道涵，他在1985年就帶領了一批干部，做浦東開發的調研。這當中就包括了后來浦東開發辦最早的一批成員，比如原來浦東新區政協的李佳能主席，他原來是上海規劃院浦東分院的院長，他跟隨著汪道涵做浦東開發的前期調研，還有現在上海政協的副主席周漢民，當時也跟過汪道涵做調研。

到了浦東開發正式決策之后，就從上海的各個委辦調了一批干部，還有當時剛畢業的一批大學生，也來到了浦東工作。這樣，浦東就馬上進入了快速發展的快車道。

當時，上海市的決策是在體制機制上，逐步形成了“東事東辦”的機制。很多原來要到浦西辦的決策、手續、過程直接在浦東辦了。比如說當時審批項目，上海市可以審批3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以上的交中央，各個區則只能批5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但浦東新區也可以審批3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只要給市里備案一下即可。所以說，在規劃、基礎設施、外資引進、基層建設方面，浦東就擁有了一條得天獨厚的快車道。

另一方面，浦東從1990年9月開始，建立了三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也就是陸家嘴、金橋、外高橋，后來加了張江。他們構成了浦東開發中的“野戰軍部隊”，首先突破。這三個開發區功能各異，沒有重疊。陸家嘴的功能是金融；金橋則是叫出口加工區；外高橋叫保稅區。到了1991年8月，又建設了張江高科技園區，所以這樣浦東率先啟動了以區域開發為主的四只“隊伍”。

此外，浦東有一些自己獨特的做法。例如，當時明確提出，規劃先行。所以后來在陸家嘴先做了一個試點，就是小陸家嘴金融城。當時是1991年10月份左右開始籌備規劃的事情。原來是準備做招標的，后來一打聽，太貴，上海做不起。因為金融城要懂金融、并且懂規劃的才能做。所以它要價相當高。中標者大概能拿走6000萬元人民幣。小小的1.7平方公里，就要拿走6000萬，那整個浦東的規劃是做不起來的。所以上海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采取“國際研討會”的方式：請各國的規劃大師們聚集過來，一共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我們介紹情況，給他一張地圖和一本技術參數，然后帶到現場去看。開完會回去，靜下心來好好畫。

后來，這些規劃師拿著畫好的圖紙，做好的模型。在第一次會五個月后，又來到了上海。這時候，我們讓規劃師在臺上講設計理念和方案，上海的領導在臺下當學生。上海方面給了他們知識產權的費用，每張圖紙獎勵5000美元左右，每個模型獎勵一萬到三萬美元不等，把成果留了下來。

接下來，上海的專家對這些留下來的成果進行了消化吸收，做出了一個規劃模型。小陸家嘴就這樣按圖索驥，全部建成了，出現了一個完全現代化的新城。

在浦東發展當中，法治也是領先的。所以不會出現一個開發區建完、一群干部倒下那種情況。當時浦東就提出“廉政也是投資環境”。法治的管理，使得領導干部的權限受到了制約。比如，浦東的規劃不由浦東決定，而是報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批，他們經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和市民代表討論，最后定稿以后，上海的任何領導都不能改變，他的定位就清楚了，用法律來保證了規劃的嚴肅性和歷史的延續性。

再如，針對招商引資中三個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浦東訂立了三條“高壓線”：任何領導干部，都無權決定土地定價；任何領導干部，都不能決定工程項目的招標投標，這是市場行為，不能靠關系；任何領導干部，不能為自己的親戚朋友，在動遷過程中“寫條子、打招呼”，都要上網、上墻，透明公正。這樣的話，三條高壓線，把最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土地、工程、動遷全管住了。

開發區老總手里錢多，也得管住。因此，浦東的開發區里還有上面派的監事會會長，監事長和企業脫鉤。不拿企業工資獎金，不吃企業特殊招待的飯，不坐企業派的專車。每年兩次向新區報告開發區的運作情況，出了事算他失職瀆職，要一起查。同時，開發區還有兩條規定：所有董事長、總經理無權把本企業的錢借出去；他們也無權為其他企業的貸款做擔保。所以說當時浦東有一個口號：“一流黨建，一流開發”。浦東開發一開始，又是高度開放，又是嚴格管理，這兩者結合，才能有浦東的今天。

浦東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人才，因為講到底，開發是由人才競爭形成的。所以浦東開發一開始就向世界張開雙臂，歡迎各方面的人才回來創業。所以當時的幾大開發區和各個部門，有一整套的引進智力人才的機制。

人才為什么會回來？因為看到這里發展前景好。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生活條件可能國外好，發展機會一定上海浦東多。”我們在張江設立了國際人才城，而且還把觸角伸出去，在美國的波士頓設立了張江企業園區。因為有些人在國外已經定居下來了，但又想為國家效力。所以我們在國外辦企業，可以把你的研發成果投入到我們這個企業，我們給你資金支持、風險投資。成果為國家的發展興旺做貢獻，這是一種創新的辦法。

我們也不以高薪聘人才，有的時候，聘請的高薪人才并不一定和國內的發展能夠融合，有的反而水土不服。還有，不以獎勵住房留人才。他如果跳槽了，房子也不可能收回。所以說，在我們這邊，你在企業工作，就給你住房補貼，跳槽了補貼就自動終止。

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僅是人才，而是領軍人物。這樣的人物回來，能夠帶回一個團隊。可以改變一個企業的面貌，可以創出一個世界領先的品牌，這才是我們最需要的。

浦東是廣泛被看好的寶地

NBD:我們注意到，在浦東新區初創時期，您曾經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當時浦東是如何向世界宣傳推介自己的？

邵煜棟：第一，浦東本身就是一塊寶地，所以別人自然就會看好這里。

第二，浦東開發，要拿出特殊的宣傳手段。什么是特殊的宣傳手段呢？比如說：“以落地大鳥的叫聲，吸引觀望的群鳥落地。”這就是我們當時的一個做法。美國的舊金山和上海是友好城市，我們在那里舉辦了一個上海周的活動。其中有一天是“浦東日”。那天，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趙啟正就去給150多位美國的大老板講浦東發展的前景，同時請在浦東投資成功的花旗銀行、通用、摩托羅拉等外資企業派代表來講，現在看來，他們講的效果可能比我們更好。因此，已經在浦東成功落地的“大鳥”，它一叫，天上的“群鳥”會飛下來。

第二個做法就是知己知彼，了解投資者的興奮點。投資者都想賺錢，但是錢放哪里去？他們會有各種猶豫。比如，現在上海的第二高樓——環球金融中心，當時它的投資方是森大廈株式會社，老總叫森稔。他到上海的時候，我們把他的詳細情況整理成厚厚的一本送給趙啟正，趙啟正用了兩個多小時，做完功課再去見外商。

在會見時，趙啟正說：“你在日本是房地產的第一名，你在世界上有158棟樓，對不對？”然后，詳細的說出了森大廈在美國有幾棟樓、在歐洲有幾棟樓。森稔一聽非常高興：“你對我的情況很了解”。然后，趙啟正再告訴他：“你有四次錯失良機的失誤，對不對？”會了解這么詳細，這是因為我們拿到了森稔的一個內部講話，里面談到該買的地沒有買，該建的樓沒有建，所以錯失良機。

趙啟正接下來繼續說：“現在又到了關鍵的時候了，你不買地不建樓，你會犯大錯、后悔一輩子”。這時候森稔就坐不住了。跟旁邊幾個助手一商量，將董事會開到了浦東。森稔告訴他們：“懂我們森大廈的就在浦東”。大家爭論了一段時間后，決定在這里建當時的最高樓。這個樓一共投資了12.6億美元，橫躺下來相當于上海外灘建筑群的總和。所以當時這件事在日本也非常轟動。

還有，就是用政府的祝賀來吸引投資者。當時，我們用了中華文化里的不少好東西。比如說，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東遷浦東的時候，一般來說，這種事在報紙上只會有一小段新聞。但當時，趙啟正和我們說：“要在羊的身上做足文章”。我們在農村里買了一頭小羊，把小羊洗干凈、打扮好，脖子里掛好彩帶，上面寫上“中國金融領頭羊”。為什么呢？因為央行就是金融領頭羊。在搬遷的那天，90多位行長、300多位貴賓到場的慶祝會上，我們讓那只羊在貴賓懷里都抱一圈。這個動作一做，第二天，在法國的《費加羅報》上就登出了新聞：“中國的領頭羊到了浦東。”這樣一來，就吸引了大家對中國金融落戶浦東的關注度。

再比如，當時上海證交所從浦西的浦江飯店遷到浦東，在搬遷之后，我們送給證交所一個熊、一個牛兩個藝術品。熊是趴著的姿勢，希望熊市少一些；牛則是昂首挺立，希望牛市多一些。中華文化的確有不少好東西。

當然，還要把配套服務做上去，讓他們有宜居的感覺。外商在浦東投資，管理層要過來常駐。這樣一來，就要有好的國際學校，否則他不愿意過來。因此，我們建立了國際學校，還在名校當中建立了一批國際班，請外教、用國際課本，可以和外國的教育對接。醫療方面，在境外買的醫療保險，在我們這里也可以用。文化方面，我們的東方藝術中心，建設好以后，國際上有名的樂團都在這里演出。所以說，浦東不僅是土地開發，還包括了社會的全面進步。我們有20多所大學、500多家中小學、100多家醫院。其中三甲醫院有11個。現在，我們還辦了上海紐約大學，里面的學生一半時間在中國讀書、一半的時間在美國紐約；一半的老師是中國人，一半老師是外國人。

最后一項，就是我們浦東吸引世界的眼光，還要靠自身的實力。由于浦東整體的經濟實力，它可以有對外的能力。現在，浦東大概占上海面積的20%，GDP大概占了整個上海的33%左右，（占了）上海外貿進出口的50%、引進外資的60%、集裝箱吞吐量的90%。這幾個數字也說明，浦東的確實現了當年“再造一個錢袋子”的承諾，很好地告慰了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