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實習編輯 廖丹    

圖片來源：攝圖網

9月16日，《銀行家》雜志主辦的“2018中國銀行家論壇暨2018中國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報告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期間，中國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在發表演講時指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復雜經濟金融形勢，與二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有許多相似之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有充分掌握和吸收亞洲金融危機的歷史經驗，以及對中國經濟的傳導和影響，研究弄懂全球宏觀大勢的運行規律，才能更好地應對我們現在所面臨的風險和問題，更好地把握未來。

對國際金融危機大家談論得很多，但是對亞洲金融危機則相對談論得較少。因為時間間隔較遠，很多年輕人可能對亞洲金融危機根本沒有多少印象，對此，于學軍專門解讀了2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

固定匯率是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根本制度原因

亞洲金融危機，也被稱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或東亞金融危機，是指發生在1997年7月2日，以泰國貨幣泰銖的突然大幅度貶值為標志的金融風險事件，此次事件很快像一場強烈的熱帶風暴，迅猛席卷了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等東南亞幾乎所有的國家和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地區；甚至繼續向北，摧毀了韓國的金融體系，日本的經濟金融也因此受到重創，日元大幅度貶值。

所有受沖擊、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中，有的甚至引發了政治危機，政府垮臺、社會動亂，當時東南亞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也在危機中紛紛下臺。

綜合分析，于學軍指出，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發生危機的這些主要國家，總體來看屬于經濟相對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均建立在出口拉動上，因此外貿進出口、外匯、匯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發展至關重要。

此外，基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需要，這些危機發生國幾乎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固定匯率的管理模式，名義上與＂一攬子貨幣＂掛鉤，但實際上主要是與美元掛鉤。這種匯率管理模式與美元“錨定”，等于和美元綁在同一架戰車上，當美元匯率下降或低沉時，等于對其它非美元貨幣便形成低估或貶值，這種情況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出口增長，從而拉動經濟保持較快增長。而一旦美元升值甚至出現高估時，就會使這些國家的貨幣隨之出現升值或高估現象，這些國家的外貿環境也隨之出現逆轉，泰國等國家在金融危機前甚至連續幾年出現貿易巨額逆差的局面。對于一個較小的經濟體來說，這實際上是難以承受的，局面如果不能在短期轉變，矛盾就會越積累越重，風險快速上升。

于學軍指出，這是在匯率安排上引發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根本性的制度原因。看起來，固定匯率在某種條件下或某個階段，的確有利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外貿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但從長期和根本來看，這種匯率制度的弊端卻十分突出，并非是一種好的、可以長期實行的匯率制度安排。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對這一點已有清醒的認識，所以，現在亞洲已經很少有采用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

美元匯率波動呈現周期性

美元匯率的周期性波動，這是背后的推手，是宏觀大勢。于學軍看來，美元匯率是波動的，甚至是周而復始、循環往復，表現出一種完整的周期性。

這從美元指數就清晰可鑒。初始美元指數是100點，有時它可以明顯高于100點，有時也可以明顯低于100點，最高時可以達到120點左右，最低時則在大約80點左右。這樣，一高一低，實際上落差相當大。

其實，這種波動對貨幣來說也很正常，任何貨幣其幣值、匯率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美元如此，歐元等其他貨幣也是如此。其背后的道理實際上很簡單，所謂匯率，不就是各種貨幣之間的相互比價關系嗎？而影響不同貨幣變化的因素實際上有很多，既有內因也有外因，甚至有國際大環境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至于美元為什么會呈周期性波動，于學軍認為，大致有幾類因素：

第一類是經濟技術創新發展的推動，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初始原因，實際上是源于自1993年美國在信息產業上取得的長足發展帶動了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從而觸發美元進入加息周期，致使美元不斷升值。

第二類是貨幣信貸的持續巨額刺激，導致經濟過度擴張，并出現泡沫化現象。一旦這種情況出現，肯定要進行宏觀調控，出臺緊縮政策，美聯儲就會連續加息，終使泡沫破滅或終結，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就屬于這種情況。在這個階段，美國并未出現突破性的技術創新，主要是在此之前美國的刺激性政策使然。

新的第十年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很不平靜

對于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處境及應對之法，于學軍認為，是可圈可點之處的。

于學軍回顧了幾段當年重要細節。一是1994年中國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其最核心內容就是實行“結售匯制－匯率并軌”制度。并軌以后的匯率的確有競爭力，促使中國外貿進出口在此之后長期保持大幅度增長。金融危機發生后，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中國說到做到，后來受到亞洲各國以及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中國在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成為中流砥柱，的確功不可沒，有目共睹。雖然當時在國內，也有一些反對的聲音，當時，中國的確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但事后來看，卻也很給力、很值得。

再有一個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即1994~1996年，中國實行了三年宏觀調控，實現“軟著陸”，這在中國宏觀調控的歷史上是很成功、很經典的一個階段，這為中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提供了抵御能力和底氣。

在于學軍看來，受前述因素的影響，美元長期以來處于起伏波動當中，并且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征，基本上十年一個輪回，全球經濟體系因為美元波動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沖擊，從而引發大的金融危機。“比如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現在到了2018年，進入一個新十年，似乎又進入這樣一個魔咒。”他推測。

“大家知道，今年以來，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很不平靜，已有很多國家的貨幣金融發生了危機，包括阿拉伯、土耳其、巴西、南非、俄羅斯等。”于學軍說，中國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也倍感壓力。自今年四月開始，人民幣承受明顯的貶值壓力，社會融資緊張，外貿出口壓力顯現，股票市場持續低迷，金融風險上升，銀行經營普遍困難。

“這是一個宏觀大勢，我們面對的形勢可能比亞洲金融危機時還要復雜嚴峻。”于學軍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