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葉曉丹    每經實習編輯 徐斐    

近日，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袁家軍在第二屆錢塘江論壇上透露，浙江省正研究制定紓解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困難的行動方案，將采取多種方式化解民企流動性風險。從全國范圍內來看，當前已有包括浙江、深圳在內的多地地方政府建立紓困基金，支持民營企業發展。

如今全球經濟發展存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在這一背景下，民企如何更好地向高質量發展之路邁進？對比全球其他經濟體，民企發展又有哪些值得借鑒吸取的經驗教訓？11月4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就這些問題專訪了天堂硅谷管理合伙人、天堂硅谷金融研究院院長郭豐。

高質量發展正在逐步體現

NBD:2017年以來，特別是進入2018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深度調整變化。外部不確定性的增加,使得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高質量發展？

郭豐: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當前國內的經濟周期正在經歷第四次調整期。基本以十年為一個周期，周期性波動特征明顯。此前三次經濟危機，我們的經濟周期主要是受外來的沖擊影響，包括東歐劇變、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從外來壓力而言，前幾次經濟危機我國所受影響主要基于全球經濟波動的溢出效應，而此次我國經濟的外來壓力主要來自中美貿易摩擦。

在這樣的背景下，追求高質量發展是對改革開放更好的注解，高質量發展實際上正逐步體現出來，第三產業的比重在不斷上升，高新技術行業發展迅速，信息技術行業今年同比增長達到了30%，以互聯網為載體的產業發展非常迅速，這同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密不可分。信息技術產業也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縮影。

NBD: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經歷了一段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也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從全球范圍看，你覺得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可以借鑒哪些經驗？

郭豐:就拿日本來說，日本經歷了工業化并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其國際化也推動了對外開放的進程，雖然日本曾經歷一段增長低迷期，但和美國企業以顛覆式創新為代表不同，日本企業以漸進式創新為主，即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部分采用新技術制造適合新用途、滿足新需要的換代型新產品。通過持續不斷地改善來實現技術或管理的升級，從而實現質變。這些經驗值得我國企業借鑒。

警惕“三只灰犀牛”

NBD:近期，多個地方政府出臺政策安排百億資金，幫扶紓困遇到流動性危機的上市公司，幫助民營企業。你怎么看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郭豐:政府出臺政策幫扶紓困遇到流動性危機的上市公司，在短期內可以幫助上市公司解決危機。為什么民營企業會融資難、融資貴，以致于出現流動性危機？很大的原因是資源不能有效地配置。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未來民營企業良性發展需要兩方面的支撐，一是技術創新、科技創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動力，也是企業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二是制度的配置，政府需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在市場競爭中促進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并向具有市場活力的民營企業傾斜。長期來看，要解決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必須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

NBD:除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外部環境因素外，部分企業出現流動性危機是否也存在一些共性？

郭豐:很多民營企業沒有做好風險控制措施，前幾年大舉擴張，拓展和主營業務不相關的業務，一旦融資環境、宏觀環境發生變化，這類企業很容易發生流動性危機。所以，我認為企業不能一味想著掙快錢，術業有專攻，還是應該做好自己專業和熟悉的領域，在該領域進行結構調整和升級。

NBD:你覺得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我們應當警惕哪些“灰犀牛”？

郭豐: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和流動性過剩、利率市場化密切相關，但是去年開始金融監管加強，標志著過去幾年以金融脫媒、影子銀行、資管繁榮為特征的金融擴張周期迎來分水嶺。我認為應當警惕“三只灰犀牛”，一是高企的企業杠桿率，中國企業的債務目前在G20國是比較高的。2008年以來，我國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拉動國內經濟增長，由此進入了以高負債為主的加杠桿周期。其中政府及大型國有企業承擔了主要部分的投資，導致相關企業杠桿率不斷增加。二是全球貨幣政策迎來拐點，美聯儲正通過引導利率和匯率兩個杠桿，控制“縮表”節奏和力度，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今年以來一些新興國家出現貨幣貶值，新興市場的貨幣波動也非常值得關注；三是房地產泡沫，它猶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于上空。而且過多的信貸資源配置到了房地產領域，對實體經濟尤其是中小企業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并且損害了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