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實習編輯 盧九安    

圖片來源：受訪者 供圖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開幕，這是一場建言獻策、凝聚共識、描繪藍圖的大會。

三大攻堅戰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其中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2019年更是關鍵之年。在兩會前夕，圍繞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董艷玲。

董艷玲指出，我國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值得高度重視。未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科學、平穩地“去杠桿”。從降低宏觀杠桿率的角度看，她認為，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制定有利于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大力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不僅可以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而且可以在發展中降低宏觀杠桿率。

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 一個重要表現是杠桿率攀升較快

NBD：我們看到，近兩年中央層面高度重視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在政策和監管層的積極干預下，局面出現了很大轉變。如P2P等網絡借貸從高歌猛進到被清理整頓，加密資產從四處蔓延到銷聲匿跡，影子銀行從野蠻擴張到受強力監管等，民營企業從大規模舉債到債券違約集中爆發再到政策層多管齊下化解信用風險等等。請問您如何看待和評價近兩年來中國的金融風險及其治理？

董艷玲：近幾年我國的金融風險的確有所加大，管理層對金融風險的防范意識和治理力度隨之增加，治理效果比較明顯。理論上看，金融風險分為非系統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非系統性風險是投資者通過投資組合策略可以消除的特有風險，系統性風險是投資者通過多樣化投資策略無法消除的不可分散風險。實踐上看，近些年來，我國這兩類金融風險都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

你提到的P2P網絡借貸、加密資產等領域出了不少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這類問題總體上可以視為非系統性風險，它的社會影響惡劣，但一般不會在整個金融和經濟體系內產生傳染效應。非系統性風險主要是對金融秩序的破壞和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只要加強監管，不會出現連鎖反應，不必過于擔心。

這幾年出現的金融案件反映出金融監管如何同金融創新同步發展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日益復雜化，金融創新必然不斷出現。如果金融監管滯后于金融創新，那么很容易出現非系統性風險。例如，互聯網金融發展很快，但在以前“一行三會”分業監管的框架下，互聯網支付業務、網絡借貸業務、股權眾籌融資業務、互聯網基金銷售業務、互聯網保險業務由不同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這樣很容易出現監管空白或者監管沖突的情況。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后，新的“一委一行兩會”加強了監管的綜合性和協同性，加之頒布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更為嚴格的監管制度，堅決整治嚴重干擾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非系統性風險已經得到有效控制。

我國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值得高度重視。一旦系統性風險爆發，出現金融和經濟危機，將對國民經濟產生致命打擊。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杠桿率攀升較快。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計數據，2008年至2018年一季度，我國宏觀杠桿率已由141.3%攀升至261.2%。我國杠桿率最高的部門是非金融企業部門，其次是居民部門，再次是政府部門。各部門不斷上升的杠桿率導致我國宏觀杠桿率不斷攀升，2015年已經超過美國。升高的杠桿率所蘊藏的系統性風險不容忽視。

《這一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一書研究了近8個世紀以來66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危機，發現各種類型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匯率危機、通貨膨脹危機等）發生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點：高杠桿（過度負債）。鑒于高杠桿率的潛在風險，我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階段性任務“三去一降一補”中明確提出“去杠桿”。但“去杠桿”需要一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去杠桿”過急過快會適得其反，不僅不會降低系統性風險，反而會增加系統性風險。因此，未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穩健、科學地“去杠桿”。

非系統性金融風險 需進一步完善制度加強監管

NBD：此前央行與財政部曾進行過一輪廣受各界關注的辯論，焦點之一便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上升如何遏制的問題。可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到了無法忽視的程度，而這其中一點就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難以剎車。請問您如何看待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問題？

董艷玲：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從理論上講不屬于地方政府債務，但是這類債務的背后實際上都有政府的變相支持或隱性擔保，例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變通的PPP項目融資等。關于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口徑和規模目前尚未統一的共識，根據有關機構評估數據以及我們的調研情況，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總體可控，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特別是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要求“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之后，地方政府防范債務風險的意識明顯增強，都在積極采取措施化解潛在風險。

未來解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辦法，一是要在引導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的前提下，制定出包含債務指標在內的科學的干部考核制度；二是盡快明確界定隱性債務，分清存量和增量，采取不同措施因地制宜地化解風險；三是進一步針對“漏洞”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PPP項目融資以及其他容易引發風險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四是硬化地方政府債務約束，提高其對利率的敏感度；五是對地方政府社會經濟發展的難處深入調研，通過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讓地方政府擁有合理規模的發展資金。

NBD：請問您對中國進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有哪些建議？

董艷玲：對于非系統性金融風險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加強監管。對于系統性金融風險仍然要圍繞振興實體經濟穩健、科學地“去杠桿”。由于我國是典型的銀行主導的金融系統，只要銀行不出大的問題，就可以有效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而宏觀杠桿率降至合理水平是銀行體系安全運行的有力保障。

第一，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振興實體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去杠桿”的根本途徑在于振興實體經濟。只有當實體經濟逐步走向繁榮，各類經濟主體尤其是非金融企業才有足夠的能力還本付息，并步入良性循環的發展軌道，杠桿率才能真正地降至合理水平。因此，圍繞振興實體經濟這個中心“去杠桿”是平衡經濟增長和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而振興實體經濟需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逐步降低企業杠桿率。我國的“高杠桿”結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最高，而非金融企業中國有企業杠桿率高于民營企業，因此國有企業降杠桿是“重中之重”。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從根本上來說，要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來實現。

第三，加快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提高投入產出效率。從降低宏觀杠桿率的角度看，以新興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以及新興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相對于傳統產業而言，屬于輕資產高產出產業，其資本產出比的指標相對較小，那么即使在企業資產負債率不發生任何變化的條件下，我國的宏觀杠桿率也會隨著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而不斷下降。因此，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應該進一步制定有利于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大力促進新興產業發展不僅可以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而且可以在發展中降低宏觀杠桿率。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