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恐怕是對記者職業最大的注解。但人們所不熟知的是，作為一名記者，其工作中也有許多無法承受之重。其接觸和報道的內容，有時也會對自身造成困擾和傷害。

2009年1月9日，在接到線索稱一名兒童被人扔下西門大橋下的河水中后，澳大利亞墨爾本最大的報紙The Age迅速反應，立即派遣一名經驗豐富的犯罪題材記者前往西門大橋下的亞拉維爾（Yarraville）。

當她抵達現場時，她看著急救人員拼命地搶救著小女孩達西·弗里曼。還有幾天就滿5歲的小達西，被自己的親生父親奧瑟·弗里曼殘忍地從58米的高度扔下，沒能活下來。這起案件成為維多利亞地區最為殘忍的犯罪案件之一。

這位女記者稱，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正因為那天她受到的創傷，以及作為犯罪題材記者10年間多次報道犯罪案件遭受巨大心理創傷，澳大利亞法院于上個月判決要求報社向該前記者YZ賠償18萬澳元（約合85.3萬元）。

據澳大利亞多家媒體報道稱，這是澳洲歷史上第一起記者因工作患上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狀告報社勝訴的案件，將在全世界的媒體圈里引發巨大反響。

媒體們需要注意，一旦他們疏于照料經常報道創傷性事件的記者，或將面臨巨額賠償。

目睹太多犯罪事件 女記者再也無法忍受

據報道，在這起里程碑式的判決中，澳大利亞維多利亞郡法院發現，這位女記者在2003年至2013年間目睹了“太多血腥畫面和令人深感不安的犯罪事件”。為保護其身份，法庭上這位女記者只被稱呼為“YZ”。

她曾看過許多尸體照片，在一處垃圾堆里待了數天時間，警方在那里發現了女性受害者的身體部位，還被墨爾本當地黑幫老大威脅。

YZ告訴其編輯們說，她受夠了“各種死亡和毀滅性事件”，當天在寫小達西的報道時她在“新聞間里淚流滿面”。她發現自己越來越難去報道涉及兒童死亡的事件，后來在她的請求下，她被轉崗至體育部門。

但當時The Age的副主編則要求她重新回到犯罪新聞報道中來。她當面表示拒絕，卻被副主編告知再慎重考慮。法庭文件顯示，雖然她直接抗議，但她還是被調回原來崗位。

10年期間，她曾報道過墨爾本的黑幫火拼，報道過數十起可怕的謀殺案，還去過無數的犯罪現場。

一份記錄了她所受創傷的摘要中提到，她曾無意間向同事提起，2004年一位叫做阿妮塔（Aneta Pochopien）的年輕墨爾本媽媽在自家的私人車道上被謀殺一案。她在現場看到了受害者的尸體。

同年，她還報道了安娜·肯普被謀殺一案，她和16個月大的女兒被其丈夫殺害。YZ在受害者被發現的現場待了數天，除了警方需要咨詢外，YZ沒有受到任何心理援助。

一年后，她抵達了瓦南布爾（Warrnambool）的一處現場，伯勒爾家族中一家五口人在此溺亡。在維多利亞南部海岸的巖石上，這一家人被沖下了巖石，她隨后在那花了5天時間目睹了“十分恐怖的排水工作。”

她參加了他們的葬禮，與失去至親者交談。

2006年，YZ被派去墨爾本北部的阿爾托納，那里有一對姐妹被謀殺。她看到了受害者們的尸體照片。

反復接觸這些暴力的犯罪事件，對YZ的心理健康產生了嚴重影響。

2013年，YZ選擇自愿離職，離開了報社。但噩夢和心理創傷仍在持續。

里程碑式判決 記者勝訴

YZ最終選擇了起訴。庭審中，YZ指控The Age：沒有設置合理的系統，使她能夠處理因工作而引起的創傷；未能提供同行支持項目，為記者提供報道創傷性事件的相關支持和培訓；當她和其他人抱怨時也未能介入；即便她提出抗議表示自己無法再做犯罪題材報道時，仍派遣她做相關報道。

（圖文無關 圖片來源：攝圖網）

對此，The Age則質疑YZ是否真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并表示即便報社提供了同行支持項目，也不會對記者的經歷產生任何實質性的不同。

此外，The Age否認報社知道或應該知道記者們存在可預見的心理傷害風險，并由此稱，原告知道“由于她的工作，她有很高的受傷害風險。”

法官顯然認為原告的證據更有說服力。在判決中，法官克里斯·奧尼爾稱，雖然YZ在離開報紙后情況得到一些改善，但“她現在仍有許多癥狀，仍然很容易受到病情無限期惡化的影響。”

法官表示，YZ有一系列PTSD癥狀，包括抑郁、焦慮、恐慌癥和睡眠問題。她還做了許多噩夢，夢中全是犯罪過程或現場重現，均和她所目睹的現場及報道有關。2月22日，法官宣布YZ勝訴。

美國德特新聞與創傷中心執行主任布魯斯（Bruce Shapiro）對此表示，“這是一起歷史性的判決，據我所知，這是世界上首例，一家新聞機構被判決需要為記者的職業PTSD負責任。”

媒體需認真對待PTSD

事實上，這并不是第一例記者因職業PTSD起訴報社的案例，但卻是第一起成功的案例。

2012年，另一位澳大利亞記者曾對同一家澳大利亞報紙（The Age）發起過起訴，但未能成功。

據澳大利亞媒體The Conversation報道，在上一起訴訟中，法官既不愿意承認記者因報道創傷性新聞事件受到的心理影響，也不愿意承認The Age遲遲不愿建立一個有創傷意識的新聞編輯部。

相比兩起訴訟，YZ案件中的法官欣然接受了這兩個關鍵的觀念。

縱觀歷史，記者因職業PTSD而起訴其受雇單位的做法聞所未聞。

媒體文化意味著，記者需按照要求做任何報道，包括打擾悲痛的親屬，或業內所稱的“death knocks”(死亡敲門)，意思就是當新聞當事人去世后，記者要到死者家中敲門采訪其家人或親戚，以獲得關于死者更多信息的做法。（雖然這一做法經常被認為是新聞業中的消極一面，但它所帶來的曝光也被證明有時會對失去親人的人來說是種安慰。）

The Conversation報道稱，學術文獻表明，新聞行業固有的文化一直是記者們感覺無法表達對報道創傷性新聞事件擔憂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他們擔心自己被認為太過軟弱、不適合這份工作。

“YZ案件”中所呈現的證據說明，這些態度在當代的新聞編輯室中依然存在。

YZ稱，作為一名犯罪題材記者，她必須在“男性化的環境中”工作，其中暗含的信息便是，“收起公主那一套，堅強起來。”

The Conversation報道稱，為記者們提供同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因為無論新聞媒體行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災難、犯罪和創傷性事件仍會發生，仍需記者們去報道。

是的，媒體工作者們也需要幫助。如今，他們正在提出這一要求了。

紅星新聞 記者 王雅林 編譯（封面圖片來源于紅星新聞via澳大利亞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