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我關心教育不是關心華為，是關心我們國家。如果不重視教育，實際上我們會重返貧窮的。”

日前，央視《面對面》播出了對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專訪。專訪中提及一個細節——任正非同意這次訪談的前提，是要更多地談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

圖片來源：央視截圖

恰好，就在華為的總部所在地深圳，大約一個多月前，一場關于基礎教育的爭論引發了全民關注，回顧一下當時的新聞：

先是深圳富源學校2019年高考報名考生中，有32名是來自河北衡水中學的“高考移民”，媒體披露該校多年以此提升高考“戰績”、打造學校品牌；接著，福田區一千萬學區房業主被告知，在就讀配套小學上將存在問題；而后，同樣是福田區南華實驗學校一名副校長有關“低層次家庭”子女的言論被放出……

事實上，深圳基礎教育的矛盾由來已久，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學位緊缺。去年，深圳7區發布小學與初中一年級的學位預警，據不完全統計，學位缺口近6萬個；而今年，僅以龍華區為例，其預警學位缺口達1.2萬個，僅小學一年級學位缺口就有1萬個左右。

為何小學一年級學位缺口如此之大？

我們可以從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來看。小學入學的需求主要來自當年幼兒園畢業生，從去年的數據來看，在北京、廣州、深圳三個城市中，深圳的幼兒園畢業生人數是最多的，且幾乎逼平小學招生人數，處于需求的“井噴”態勢。

一線城市小學一年級學生情況（廣州、北京為離園人數，數據來源：各城市統計公報與教育年報）

這些亟待入學的兒童，一方面來自深圳高速擴容的出生人口，另一方面則是大規模的外來隨遷子女。

四個一線城市中，深圳自2013年以來出生人口的年均增長率最高，且為兩位數，長勢強勁；若按照6歲入學計算，2018年18.91萬幼兒園畢業生中有31.46%來自2013年在深圳出生的新生兒，大量來自非本地出生人口的入學需求增加了學位預計的不確定性。

而與其強烈的入學需求相比，深圳在基礎教育階段學校供給上卻存在明顯的短板。

2018年一線城市中小學生與學校情況（數據來源：各城市教育年報）

一個嚴重的問題出在學校數量上。以2018年數據為例，深圳中小學生人數在四個一線城市中僅次于廣州，但學校數量遠不如其他三個城市，甚至幾乎與北京的零頭相當。換算一下，北上廣三市每個學校僅需容納1000個學生左右，而在深圳，平均每個學校要裝下2000名學生。

事實上，深圳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并不算少。以2019年預算為例，就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而言，深圳為四個一線城市之首。而比較2016年至2019年的情況，深圳的該數據也是逐年上升，特別是在財政總體吃緊的2019年，仍然維持了19.3%的增速，財政的支持力度可見一斑。

一線城市2019年教育支出情況（數據來源：各市年度預算報告）

深圳2016-2019年教育支出情況（數據來源：深圳年度預算報告）

根據《深圳市中小學學位建設實施方案（2018-2022年）》，到2022年，深圳將新增30.46萬個公辦中小學學位，較“十三五”規劃數增加27.8%。

公辦學位非戶籍學生比例最高

作為移民城市，深圳設置了較低的學生入學門檻。早在2005年，深圳就制定了全國門檻最低的外來人員子女就讀義務教育入學政策，核心是一年社保。

2013年，作為內地最早實施積分入學政策的城市，深圳的適齡兒童可以不分戶籍非戶籍，均按照統一標準申請義務教育公辦學位。到去年底，深圳義務教育階段學位的72%、公辦學位的55%都提供給了非戶籍學生，該比例在全國最高。

城叔與深圳教育工作者交流，他們的一個普遍感受是，深圳在維持教育公平上做的比較靠前，但移民帶來的就學需求同時影響了深圳對學位的預測與判斷。

與此同時，在某種程度上，深圳沒能有效推動學校項目的落地。

早在2014年，深圳當地就對教育用地難以從規劃落到實處產生過質疑。一次市政協舉辦的“委員議事廳”活動將問題悉數曝光——

有 “說好了要建學校，一期不建，二期也不建，三期了建個‘麻雀學校’”；有“一些大樓盤說好了建配套學校的，結果投機取巧蒙混過關”；甚至還有“教育用地規劃成一紙空文”，“在學校內合作建房、違規建房”等。

時任深圳教育局副局長的范坤就曾直言，深圳學校在新建學校用地落實上存在困難，規劃中準備用于建設義務教育學校的用地，大多難以落實。

問題出在用地緊張。就在這個月，已發布學位預警的龍華區再起爭議：該區落戶了深圳規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項目，其結果是攤薄了項目周圍老小區居民的學位數。隨著城市更新項目不斷增加，會導致更多類似的情況出現。

事實上，根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深圳分院兩位規劃師2017年的一項研究，受限于城市土地規模，深圳學校建設早已采取了一種更為集約化的模式。根據其對四個一線城市相關規范標準的統計顯示，深圳生均用地面積低于北京、上海。

數據來源：《城市更新中基礎教育設施空間配給研究》

深圳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饒小軍曾透露，為了更好適應新的需求，深圳在城市規劃中已經針對流動人口猛增的情況設置了相應的系數。

但計劃總趕不上變化。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認為，在城市寸土寸金的地段，如何規劃、需要什么樣的項目很容易受到盈利能力的影響。一些學校的做法是，將無法繼續擴張的部分移至郊區，但仍然無法解決人口密集區的學位問題，最終導致局部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狀態。

遠期建設難以解決眼前問題，深圳當如何？

有人指出，40年的狂奔，深圳實現了“奇跡式”的發展，創造出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模式，但經濟的高速發展并不能取代時間沉淀，包括教育在內的軟件配套需要花時間、大量持續的財政投入，這些逐漸成為了深圳的短板。

但隨著以人為本愈加貫穿城市的發展當中，用以滿足人的需求的配套設施開始變得格外重要。在搶人大戰中，如果一座城市無法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它的吸引力將會下降。

立足長遠的建設難以解決眼前問題，深圳應該如何提升？

在熊丙奇看來，許多城市的學位問題都出在規劃上，由于城市規劃行政主導比較重，在沒有制定前瞻性規劃的狀況下，前一任領導的規劃很容易被下一任推翻，甚至會出現在已經建立學校的地方，又推倒重建廣場或標志性建筑。

教育的優先性是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在深圳，各區和新區相繼成立教育督導委員會，甚至在龍崗成立了區長“掛帥”的學位建設推進工作領導小組，以此讓更多部門參與，解決僅由教育部門難以解決的問題。

效果十分明顯——一個例子是，在龍崗，一塊1.1萬平方米的商業用地被變更為教育用地，為當地增添了1200個學位。

此外，熊丙奇還指出，公立學校短時間內的增長比較有限，可以將目光放至民辦學校。由于場地面積、教師比例等技術層面的嚴格規定，民辦學校準入門檻很高，在保證安全等因素的情況下，可以適當降低民辦學校的準入門檻，讓其填充缺失的學位。

以北京為例，隨著人口高峰到來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外來人口壓力等因素，未來幾年，北京市幼兒園學位同樣存在缺口。北京市教委副巡視員馮洪榮就表示，將在學位矛盾比較突出的城鄉結合部地區，通過自辦、委托或合作等多種創新形式舉辦普惠性幼兒園。

“與此類似，在義務教育階段，盡管國內仍然以學園模式為主，但也可以探索更加多樣化的形式。”熊丙奇說，“比如，在國外，數以百萬計的學生通過在家上學完成基礎教育。這實際上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小規模辦學的微型學校，國內也可以放開更多形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