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攝圖網 無工不富、無商不活。老話告訴我們，制造業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近日，杭州召開全面實施“新制造業計劃”動員大會。而更早之前，杭州政府官網就率先掛出了在本次大會上對外發布的《關于實施“新制造業計劃”推進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據其內容，“新制造業計劃”的目標是，“形成數字經濟與制造業‘雙引擎’，再造杭州發展新優勢”。 在外界看來，這是杭州作為以電商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大市，向工業這塊短板發起沖擊的強烈信號。 杭州制造業有多薄弱？根據2018年數據，杭州三次產業占比為2.3：33.8：63.9，與服務業占比不斷增加且占絕對優勢相比，制造業則顯得不那么受“待見”，多年來占比“節節敗退”。在同屬“萬億級俱樂部”的城市中，杭州制造業占比僅高于北京、上海等少數城市。 事實上，不少城市正在以杭州為標桿，進一步做強服務業。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杭州卻提出要堅決把思想從“制造業過時論”“制造業低效論”“制造業低端論”三個認識誤區中解放出來，意欲何為？ “雙引擎” 位于制造業云集的江浙地區，歷史古城杭州的“發跡”自然離不開制造業的基礎作用。 與大部分城市發展類似，杭州的第一經濟也經歷了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變。 根據杭州本地媒體報道，上世紀整個80年代，杭州工業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特別是2002年到2005年，杭州工業產值連續邁過4個千億元大關，突破了5000億元。 直到2007年，杭州第三產業產值首次超過工業，宣告了杭州從1958年起，工業作為第一經濟的50年歷史終結。 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電子信息產業，無疑是帶動杭州第三產業發展的幕后“功臣”。 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在阿里巴巴等龍頭企業帶領下，杭州電子商務產業實現增加值1316億元、增長36.6%，增速連續7年保持30%以上。 但正如木桶理論，制造業的短板開始對杭州頗具優勢的服務業發展造成限制。 早在2年前，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的趙一德曾提出“六問杭州”，在面對“引領未來發展的創新能力有沒有達到一流”的反思中，杭州提出，要“大力提振實體經濟”，打造“制造強國”和“網絡強國”兩大國家戰略融合發展的“中國制造2025”示范區。 究其原因，有人分析指出，杭州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基礎偏“軟”，缺乏基礎層研發，且技術突破不足。盡管也有海康威視、大華等企業，但更多的信息經濟企業是應用開發型的。 打造數字經濟與制造業“雙引擎”，對于杭州而言，既是“補短板”，又是在現有經濟結構下尋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效方式。 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教授陳憲認為，吸取國際制造城市的發展經驗，同時在技術革新的需求下，服務業大市杭州也需要更多制造業，由此，城市產業結構能夠更為完整和穩定。 在動員會現場，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自我剖析，直接指明杭州制造業存在的“五個明顯不足”：總量明顯不足、增速明顯不足、投資明顯不足、產業層次明顯不足、企業吸附能力明顯不足。 根據《意見》，杭州提出了“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發展目標。 具體而言，到2025年，全市工業總產值達到25000億元，規上工業增加值達到6800億元，年均增速10%，其中，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達4.0%，建設創建國家重點實驗室3家、國家技術創新中心5家、國家企業技術中心45家。 倒U型反轉 在杭州謀求產業轉型的背后，是制造業新的發展趨勢。 根據周江勇的說法，制造業是城市經濟的根基，是杭州確保繼續走在前列的底氣，而應對新的情形，杭州的做法是，“要實現由微笑曲線向武藏曲線的倒U型反轉”。 1992年，微笑曲線由臺灣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提出。這條U型曲線左右兩邊升高的部分代表著研發和銷售，中間較低的部分則對應的是制造業的生產和組裝環節。 根據施振榮的說法，曲線的高低代表的是該制造業環節附加值的高低，據此曲線，研發和銷售被認為是制造業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 在該理論指導下，城市對研發和銷售趨之若鶩，大型制造企業的研發和銷售部門被引進各城市。在“世界工廠”的稱呼之下，城市急于擺脫僅作代工的印象，研發銷售則成為產業轉型的重要手段。 而在2004年，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所長中村末廣提出了與微笑曲線完全相反的“武藏曲線”，顛覆了大眾對于制造業的認知。在他看來，制造業真正豐厚的利潤源其實在“制造”環節。 兩種曲線實際上代表了兩種生產模式。中國科學院經管學院教授呂本富指出，在微笑曲線中，制造環節更多指向的是“外包”模式下的制造。 具體來說，上游的研發端掌握核心技術，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可以拿走大部分利潤；下游的營銷環節面向市場，企業的品牌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具有巨大的溢價能力，也可以分走利潤；而位于中間的生產制造早已標準化，而且制造能力已經供過于求，缺乏議價空間。 在許多人看來，武藏曲線能夠扭轉這種“扭曲”的狀態。 “但營銷優勢要變成生產制造的優勢是很不容易的。”呂本富認為，一般來說，在精密儀器、醫療手術儀器等領域才可能出現制造環節利潤突出的情況。因此，過去，武藏曲線只有在日本、德國、瑞士這類擁有較長制造業歷史的國家能夠出現。 突出制造環節，需要一種與以往不同的生產模式。在精密制造業并不夠發達的杭州，尤為如此。因此，對于杭州，一方面要培育引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另一方面則是改造提升傳統制造業、保護傳統經典產業。 如周江勇所說，要實現這種轉變，“關鍵在于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水平”。 制造業“回歸”城市？ “把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一環”，在同一天于合肥舉辦的2019世界制造業大會上，中國再次強調了提升制造業的重要性。 事實上，除杭州外，更多城市踏上了“回歸”制造業的道路。 上海提出再戰工業，制定出臺了鞏固提升實體經濟的50條政策意見，明確提出，要確保制造業占生產總值比重不低于25%； 南京則提出“四五六”目標，通過兩年努力，到2020年全市工業投資占比要達到40%以上，江北新區工業投資占比要達到50%左右，六個郊區投資占比要達到60%左右。 無論是上海、南京還是杭州，一個趨勢是，制造業再次向一線、二線城市聚攏。 其原因在于，城市的服務業發展正加速與制造業提升“綁定”。陳憲指出，新技術正在重新構建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關系。服務業的提升已離不開制造業作為“平臺”的提升，服務往往都要通過制造來實現。比如，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各項服務離不開智能手機的不斷更新換代。 一個疑問，當前制造業正在全球進行再定位、向中國中西部甚至東南亞國家尋求新的發展空間，這些一二線城市的吸引力還有多少？ 此前，經濟學家郎咸平曾分析指出，盡管杭州吸引的互聯網人才、服務業人才正在提升，但伴隨而來的是土地、資本、勞動力價格的提升，這些都為制造業的發展造成了障礙。 事實是否如此？城叔與參與四川產業布局的專家聊了聊，他倒出了苦水： 較低的成本仍然很難吸引制造業的落戶，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進入，它們看重的仍然是營商環境、市場、人才和科技等因素，這些都是一、二線城市的強項。 長期以來，中國制造業被稱為“世界工廠”，被貼上低端、低成本、低附加值和“微笑曲線”底部等標簽，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中處于跟隨、模仿和從屬地位。而今，隨著一二線城市在數字化、網絡化技術方面的不斷發力，中國制造業正在迎來告別微笑曲線底部的曙光。 而在解決成本問題方面，也有了更多新的探索。在杭州，制造業承接帶肩負起了產業轉移的任務。與此同時，杭州先后實現了蕭山、臨安、余杭等地的撤縣設區，更大的發展空間也為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可能性。 陳憲指出，城市對工業用地容積率的要求，或許能夠隨著低污染、低能耗的新興制造業的不斷發展而得以擺脫。“以后的制造業建筑可能就跟寫字樓一樣。”他說，“隨著容積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成本也能降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