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余蕊均    每經編輯 趙云    

圖片來源：攝圖網

前段時間，#90后不敢看體檢報告#的話題在微博引發熱議。不少人恍然間發現，現在最小的90后已有20歲，最大的90后即將步入而立之年。

隨著社會節奏加快，許多年輕人投入到了“自愿加班”的行列之中，為了換取更多的工作績效，不惜透支自己的健康，網友直呼，“這屆年輕人的脖子和腰已經不行了。”

大家知道，過去40年，我們從一個8億農民的國家變為8億城市人口的國家，大家來到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而在努力賺錢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安全和健康不應該被忽視。

12月3日晚，一位48歲的安徽籍外賣員在南京的出租屋內猝死，事發時他還穿著工作服，而廚房里還留著剛加熱的飯，屋外則是正在充電的電動車；

12月6日晚，中國農科院蘭州獸醫研究所通報了多名學生疑似感染布魯氏桿菌的消息，連日來，布魯氏菌病這一“牧場上的職業病”引發廣泛關注……

這只是冰山一角。

我國是世界上勞動人口最多的國家，2018年就業人口達到7.76億人。國家衛健委早前表示，根據抽樣調查結果，約有1200萬家企業存在職業病危害，超過2億勞動者接觸各類職業病危害。

需要強調的是，工傷和職業病危害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容小覷。上周六，城叔參加了一場關于“流動人口健康與發展”的論壇，國家衛健委職業健康司司長吳宗之在現場表示，從全球來看，這一損失占GDP比重大約為4%，美國的損失比重約為3.25%，我國約為3.96%

目前，我國職業病防治尚處于初級階段，用吳宗之的話說，“任重道遠”。

我國現在最嚴重的職業病，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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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一組統計數字。2010年以來，我國年均報告職業病新病例2.8萬例，截至2018年底，累計報告職業病97.5萬例，其中，職業性塵肺病87.3萬例，約占報告職業病病例總數的90%。

劃重點，塵肺病。

這與歐洲國家的職業病病例構成有很大不同：60%為肌肉骨骼系統疾病，14.5%為心理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約占4.9%。

中國報告職業病病例構成（上） VS 歐洲報告職業病病例構成（下）

“ 我國現在最嚴重的職業病是塵肺病，而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控制住了，我們確確實實還在初級階段。”

吳宗之如是說。

塵肺病，曾因河南籍農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之舉引起全國關注。

據媒體報道，張海超2004年6月到鄭州振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從事過雜工、破碎、開壓力機等有害工作。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塵肺，但由于這些醫院不是法定職業病診斷機構，所以診斷“無用”，而由于企業拒開證明，他無法拿到法定診斷機構的診斷結果，同時鄭州職業病防治所診斷其為“肺結核”。

2009年6月，張海超跑到鄭大一附院，不顧醫生勸阻，以“開胸驗肺”悲壯之舉為自己證明。當年9月，他獲得職業病賠償共有120萬元。后來，因肺功能逐年惡化，出現塵肺并發癥，張海超于2013年6月在無錫做了肺移植手術。

近年來，國家層面對防治塵肺病、止住“會呼吸的痛”的決心和力度持續加強。

今年7月，衛健委等10部門聯合制定了《塵肺病防治攻堅行動方案》，以加強塵肺病預防控制和塵肺病患者救治救助。不久前，人社部和國家衛健委聯合發文，要求開展塵肺病重點行業工傷保險擴面專項行動，塵肺病重點行業職工將全面納入工傷保險。

當然，更要有行動。

吳宗之說，職業病防治或者是職業健康，主體責任始終在企業，要進一步推動用人單位要落實好主體責任，同時還要完善基層醫療服務，建立國家、省、市、縣四級支撐網絡，“努力做到地市能診斷，縣市能體檢，鎮一級有康復站，村一級有康復點。”

職業病“國標”也需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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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2015年的一份研究表明，職業病已經成為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 職業病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和間接經濟損失巨大，給社會、勞動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職業病的間接經濟損失是直接經濟損失的6倍。”

可能很多人恨不得自己患的都是“職業病”，被認定的那種——可被賠償。

但很遺憾，目前我國《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中只涉及到十大類132種，

包括職業性塵肺病及呼吸疾病、職業性皮膚病、職業性眼病、職業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職業性化學中毒等，前面提到的布魯氏菌病（簡稱“布病”），則與艾滋（僅限醫療衛生人員和警察）、炭疽、森林腦炎、萊姆病并列，屬于“職業性傳染病”。

一個現實問題在于，隨著經濟轉型升級，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廣泛應用，新的職業、工種和勞動方式不斷產生，職業病危害因素更為多樣、復雜。由此，“國標”是否也應該與時俱進？

眼下，職業健康保護行動已被列為《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15個專項行動之一，各方傾注的推動力無疑將比以往更甚。更重要的是，“保護”理念也在更新。

吳宗之表示，進入新時期，要從原來工傷事故職業病防治，主要關注藍領、高危行業、高風險的工作，擴展到教師、警察、醫生等，“只要是合法的職業職工都在保護范圍內。”

同時，還要從原來的以防治職業病為中心，轉變為以職工的健康為中心，包括慢性病管理、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等。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根據國家衛健委去年9月公布的“三定方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這一輪機構改革新設了兩個內設機構，一個是老齡健康司，一個則是職業健康司。

從上到下，如何才能讓一系列健康舉措“穿透”到底？吳宗之特別強調基層監管。

“為什么過去有這么多農民工沒有簽合同，沒有上工傷保險，很大部分是因為我們執法比較弱。工作場所噪音超標、粉塵超標，都說明我們監管力量不足，所以一定要加強基層的監管執法力度。”

過去由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幾十年粗放式發展中積累的職業病問題已逐漸顯現，是時候，更加精細地化解這些風險了。

（實習生劉家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