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華新/文

這個鼠年春節，企業家們過得都不安穩。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企業聞風而動，為武漢和湖北省其他城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抗擊疫情斗爭，捐錢捐贈醫療物資。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企業家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社會階層，為國分憂，共赴國難，值得稱許。

阿里巴巴設立10億元醫療物資供給專項基金，從海內外直接采購醫療物資，定點送往武漢及湖北的醫院。阿里巴巴旗下盒馬武漢門店每天為武漢紅十字會醫院、武漢第六醫院提供免費三餐。

復星將1000套符合歐盟醫療級標準的防護服送到武漢協和醫院。

為支援武漢蔡甸應急防控醫院建設，聯想集團捐贈所需的所有IT設備，美的集團捐贈全部所需家電產品。

湖北天門人陳東升創辦的泰康，1月22日率先對武漢十萬余醫護人員捐贈每人20萬元保額的保險，還向武漢多家醫療防疫機構捐贈1000萬元。

蘇寧旗下家樂福中國官方承諾，洗手液、消毒液、清潔劑、消毒柜、空氣凈化器等產品及時補貨，承諾健康商品均不漲價。

自如宣布，武漢大陸坊自如驛緊鄰江岸區主要救治醫院，免費向有需要的醫護人員開放。

新奧集團在前期為湖北武漢、黃岡和咸寧等地捐獻緊缺醫療物資后，接著又通過河北省紅十字會，向抗疫一線醫護人員捐款1000萬元，用于他們的專業安全防護、工作生活保障及其他意外事件的援助。

均瑤集團背景的“吉祥航空”HO1340來了一次“神操作”，大年初四在飛入中國境內后“空中改航”，掠過上海浦東機場，直飛武漢，護送94位湖北旅客的吉祥航空回家過“破五”。機組成員甘冒隔離觀察14天的風險。

這些天，眾多的民營企業類似的貢獻案例還有很多很多。企業家群體這樣的新社會階層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之一，除了創造社會財富、增加就業、擴大出口、增加稅收外，社會公益意識逐步增強，回饋社會，造福桑梓，理應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重。

這次抗擊疫情，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組織動員能力、資源調配效率和基層的行動能力，強大而有力。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表示：“中國政府采取了非同尋常的措施來遏制疫情擴散，值得稱贊。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的許多措施實際上正在成為疫情應對的新標桿。”以政府主導的國家能力為基礎，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的發揮，也是舉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希望工程”時，提出了“創新社會動員機制”的命題，值得深入思考和體會。

民營企業的一個優勢，就是以敏銳的市場嗅覺，和覆蓋面廣闊的網點，暢通的物流渠道，讓生產要素在全國和全世界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把社會急需的產品和服務，匹配推送到客戶面前。這次疫情爆發后，一些民營企業直接響應醫院的請求，或者通過同學會、老鄉會等了解到前方的緊迫需要，組織醫療物資，定點精準投放，效果很好。

抗日戰爭時期，盤尼西林就是戰略物資。如今面對肺炎疫情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醫用口罩、防護服、手術手套等一夜之間也成了國家戰略物資，這些醫療物資意味著生的希望，特別是在一線與病毒戰斗的醫護人員的安全！政府對不少生產廠商和物資實行統一調度，有利于平抑物價，統籌安排各地防治疫情工作。民營企業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在政府還沒想到的地方拾遺補缺，做點貢獻，把散布在各地的有用資源挖掘出來，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說，各級政府和民政系統指定的慈善組織是應急管理的主力軍和主渠道，民營企業以其資源整合能力和較強的執行力，也是一支重要的偏師，能起到突擊隊、游擊隊的作用。

在全國性的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中，如何加強和改善應急管理，體現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程度。在落實地方黨委和政府災害應對的主體責任前提下，還需要廣泛吸納民營企業的資源投入，鼓勵和培育公眾自救互救能力，形成全社會的合力。2003年“非典”主要發生在北京、廣東幾個中心點，而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借助春運，從武漢帶出全國性的擴散，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又容易放大公眾焦慮和恐慌，更需要散點分布、全面開花式的救助。把民營企業動員起來，可以很好地彌補政府和官辦慈善組織的力有不逮之處。

汶川地震時，以“80后”為主體的300萬志愿者沖鋒在前；這次疫情由于病毒易感的特殊性，原子化的志愿者個體投入前方受到限制，而對于資源的批量整合和物流配送，資金的迅速到位，民營企業成為民間救援的中流砥柱。

特別是隨著數字經濟的成長，需要以互聯網+解決防疫和城市正常運轉的矛盾。在疫情得到緩解之前，餐飲外賣、視頻會議、線上辦公、居家辦公等新業態，既減少了人員聚集，又能滿足市民基本生產生活需要，還為政民互動提供了新手段。民營企業為新業態提供了多數平臺。例如，打開微信，找到支付，在城市服務選項中，點開疫情專區，可將疫情防控線索直接反饋給國務院辦公廳。打開支付寶，搜索“問專家”，即可就一些日常疾病免費得到來自在全國各地醫療機構的醫生專業意見，這一服務優先開通給湖北地區居民使用。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其中，“科技支撐”，在數字化轉型中得風氣之先的民營企業可以大有作為。在政府宏觀政策的引導下，民營企業要爭做科技創新的主體。在這場防治疫情的斗爭中，可以順勢推動“互聯網+教育”“互聯網+醫療”“互聯網+文化”“互聯網+餐飲”“互聯網+交通”“互聯網+就業”等項業務，從應急措施變成業務常態，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的升級換代。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互聯網與新經濟專業委員會主任）

封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