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老人捐款該不該收的話題，引發很多討論。其實，大家關心的不僅僅是老人，更準確地講，是那些本來生活就很拮據甚至困頓的人，他們在疫情中的捐贈，到底該如何看待和對待？今晚我們就聊聊這個話題。

災疫無情，人間有愛。無論持何種觀點，首先必須向這些無私奉獻的人致敬。當被問到為什么愿意拿出自己的積蓄時，很多人說得很平淡：“國家有難，當盡一份力”。而這份力，卻幾乎是其個人的全力，這是真正令人動容的地方。很多人聽罷落淚，很多人則開始思考自己能為防控做些什么。在這個意義上，對此類愛心行為的報道，不意味著、也幾乎不可能就是鼓勵和倡導更多生活拮據的人出來捐款。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影響在于，不僅讓我們感受到溫情與愛，更激勵有能力、有財力的人行動起來。耄耋老人尚且如此，我們又怎能對疫情視而不見、無動于衷？換句話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了這種捐贈本身的精神價值。

但話說回來，感動是一回事，怎樣避免捐贈人因超出能力范圍的捐贈而影響生活，卻是不容忽視的真問題。有學者將慈善和捐贈概括為“三次分配”，即在道德感召下，公民自發完成的資金向需要幫助的人流動的過程。“三次分配”的真正意義，在于進一步縮小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倘若在我們的慈善捐贈系統中，有大量案例屬于困難群眾幫助困難群眾，就偏離了制度設計的原初軌道，其價值也會大打折扣。甚至假如捐贈人因捐贈而陷入困頓，那么最終還是需要政府和全社會來兜底。因此無論從個人生活還是公共利益的角度出發，都有必要溫柔地攔下那些超出個人能力范圍實施捐贈的好心人，倡導一種“力所能及的慈善”。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前來捐款的老人勸都勸不住，怎么辦？對于主動獻出的愛心，總不能強制退回吧？同時，又該怎樣準確識別一個人的捐贈符合其收入水平，而不會為其帶來過重的負擔？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靠工作人員的洞察、勸說，而必須在制度設計上來一些“線串針眼”的精細活。比如有人建議，可以把老人的捐贈放入一類信托基金，用年化收益行善，本金則可以撤回，以備捐贈人萬一老無所依時使用。再比如，捐贈機構是否可以和相關部門實現數據聯網，當捐贈名單中出現本就屬于社會救濟的對象時，有針對性地做好勸導和保障工作。任何人的愛心都不應被辜負，更應該被珍惜。要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細致扎實的工作，讓每一滴善意都能找到其發揮最大能量的位置和方式。

其實，當我們討論“老人捐款該不該收”、倡導“力所能及的慈善”時，也意味著整個社會對慈善、公益的認識和理解在不斷深化。許多人對1990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記憶猶新，當時資金、物資匱乏，全國數千萬人慷慨解囊，共捐款2.7億元，幾乎占全部投入的一成，“今天你捐了沒有”一度成為流行語。30年后的今天，繁榮發展的中國已經不大需要這樣“悲情”的全民慈善了。但我們同樣面臨新的課題：當物質極大豐富、收入普遍提高時，怎樣設計出更科學、合理的慈善和公益制度，確保最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幫助，同時也進一步縮小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這是“成長的煩惱”，也是“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但令人欣慰的是，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慈善和公益背后的那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國人的血液、刻入中國人的筋骨，也成為這個國家一路走來、戰勝各類風險挑戰的巨大動力。

新冠肺炎疫情牽動全國人民的心。在疫情期間，關于慈善、捐贈的話題屢次成為輿論焦點。我國的慈善、公益體系也確實暴露出一些問題。但俗話說“危中有機”，疫情又何嘗不是我們解決問題，進而推動慈善和公益事業向前發展的一次契機？更深入的思考、更務實的舉措，或許就可以從這次“老人捐款該不該收”的討論開始。

這正是：捐贈要想物盡其用，慈善就須做實做細。

（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