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舒圣祥

近期，湖北省以外的全國其他地區，新增病例連續多日下降，很多地方每日新增病例已經降到個位數，甚至連續幾日為零。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期待中的拐點也許正在到來，或者已經到來。與之相伴的是，多地隨著防控形勢的適度改善，企業陸續復工復產。

然而，2月17日，隨著一則某區企業復工復產要蓋八九個公章的信息見諸網絡、引發熱議，雖然政府部門回應說，這是全程代辦的，而且很快就審簽完成，但是一些企業復工復產艱難的情況還是凸顯了出來。這種艱難，本身也是抗疫阻擊戰進入關鍵時期必須經歷的一種“陣痛”。

疫情當前，企業復工復產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如果審批程序相對寬松，企業復工復產進度倒是快了，但疫情防控隱患和漏洞也大了;另一方面，如果審批程序過于嚴格，搞“一刀切”，又會拉長企業復工復產的進度。

對此，2月11日，在國新辦就切實加強疫情科學防控、有序做好企業復工復產工作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就已經表態，將嚴格制止以審批等簡單粗暴方式限制企業復工復產的做法。而在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也明確指出，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要以實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為抓手，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會議同時指出，要在確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分類指導，有序推動央企、國企等各類企業復工復產。

對于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防疫、復工并不矛盾。可以說，各類企業有序復工復產，也是保障社會有序有效運轉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在特殊時期，要求高、要求多、要求嚴，是好事，不過物極必反，如何在其中尋找更多的“平衡”，既要慎重，又不能簡單粗暴搞“一刀切”，顯然考驗相關部門的智慧。

那么，企業復產復工難，到底難在什么地方?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

企業復工復產難，首要因素是“人流”“物流”不匹配。一方面外地員工回不來，另一方面原材料進不來。國務院辦公廳近期印發了《關于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暢工作 確保人員車輛正常通行的通知》，各地交通封鎖的情況有所好轉，但對于什么地方的人不讓進、什么地方的人必須隔離多久，依然是各自為政。比如有的城市，甚至將疫情并不嚴重但靠近湖北的地區列為重點疫區，來自這些地方的人，要么根本進不了這座城，要么進不了這座城市的小區。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但這些“各自為政”的措施，無疑影響了人力資源的流動;同時，各地相互封鎖，也影響了物流的順暢，從而引發企業的原材料困境。

其次，企業復工復產難，可能在于審批環節過于繁瑣。抗擊疫情之下，有的地方的奇葩證明又回來了，“九龍治水”也回來了。這種“九龍治水”多頭操作的方式，一旦將來出事，相關部門的確是把責任分攤了，可是企業也更折騰更困難了。

再次，企業復工復產難，可能在于自身承擔的壓力過大。為了避免承擔責任，一些地方傾向于將復工后，可能出現問題的責任，一股腦推給企業。

一些地方有規定，如果復工，員工有一個確診，不僅要算工傷，整個工廠都得隔離。隔離期間工資、社保要照付，確診員工醫藥費也要企業付。而且，集體寢室要一人一間房，宿舍不夠要去包賓館，加上口罩、消毒液等各種防疫物資費用，說不定，復工造成的損失比停工還要大。

企業要生存，員工要吃飯，經濟要穩定，長時間大范圍的完全停擺，是經濟社會不可承受之重。在有效落實防控要求的基礎上，防疫、復工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如何破解上述三方面難題?

首先，非疫情防控重點地區，要打破各地各區域各自為政，促進人才盡可能自由流動，比如，四川與廣東、浙江建立健康檢測互認工作機制，就是一個好的探索;同時，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各地要避免人為原因造成物流困難。其次，企業復工復產審批程序必須簡化，不能再出現前述一個企業申請復工復產要蓋八九個公章的現象，而要進一步優化流程，要像很多地區政務服務中心那樣，實行“一站式”辦理，避免企業“東奔西走”，不能人為影響復產復工進度。最后，企業復工復產后的“壓力”，相關部門要出臺政策措施“兜底”，給企業吃下“定心丸”。只要是履行正常程序復產復工的，都應該政企權責共擔，從而減輕企業壓力。

只有做好這些方面，“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復產”之路才會變得更加寬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