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艷美    

2月1日，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精神科醫生唐可接到指令，前往成都金堂縣一醫院進行心理減壓指導。 

這是在川航“5·14”備降、木里縣火災等公共事件后，他隨成都應急救援隊精神衛生分隊再次出動。

與以往相比，針對疫情的心理危機干預措施不僅開啟得更早，形式也更多樣——作為分隊副隊長的他，不僅多次奔赴心理輔導第一現場，網絡直播講座、心理援助熱線，一樣都沒落下。

疫情無疑是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的一次“大考”。1月26日，國家衛健委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公眾心理危機干預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心理治療師幾乎第一時間針對疫情采取行動，唐可的幾名同事早早就參與到援助湖北的心理干預中。

尋求心理幫助的人也在增多。過去數周，坐在唐可對面的不止患者和醫務人員，不少困居在家的“抗疫者”也開始主動求援。

圖片來源：攝圖網

哪些人面臨心理困境？

近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陳雪峰、所長傅小蘭在《中國科學院院刊》網絡平臺聯合撰文呼吁：此次疫情應對再次凸顯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中國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已刻不容緩。

原因已被不少專家點明：一方面，加入心理干預有助于新冠肺炎治療和疫情防控；但另一方面，心理干預總是千頭萬緒，復雜程度不亞于疾病本身的防治。

唐可面對的正是這樣的情況。

在金堂縣一醫院，唐可能夠直接感受到醫護人員面對疫情的緊張情緒。 

剛被確定為新冠肺炎指定收治醫院，他們不少人尚未做好心理準備，或者對即將到來的高強度工作壓力心懷焦慮，急需對心理狀態進行調適。針對這一問題，唐可現場示范了兩種自我放松的方式，幫助他們疏解壓力。

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前會長許燕在接受采訪時曾指出，一線醫護人員工作和心理壓力極大，但由于職業要求，負面情緒不能表露，時間一長會產生“情緒勞動”現象。在巨大的身心損耗下，心理干預介入十分重要。 

而被隔離中的患者和大眾，面臨的則是另一種心理困境。

唐可曾參與一次將近一個小時的心理疏導。當時，他接到一家醫院發來的求助——在接到親人病危通知書后，一名確診病人的情緒突然崩潰。唐可火速趕往醫院，幫助她解開心結。 

根據以往經驗，經過多日隔離治療，病人可能存在一些基礎性心理問題。而在第一次連線時，唐可發現情況更為嚴重——她主動將自己與外界隔絕，不愿與任何人交流，不給心靈“開窗透氣”的機會。作為心理治療師，唐可需要充當這樣一扇“窗”。

唐可并沒有急于表明來意，而是問了問她的生活狀況，并讓她只用點頭搖頭應答。經過半個小時的信任建設，她才漸漸開口，唐可也終于了解到，病人已經多日未與被診斷為疑似病例的兒子見面，對兒子的擔憂一直困擾著她。親人的病危通知書壓斷了她緊繃的心弦，于是，一時情緒難以自持。

在一次直播講座中，唐可也曾收到類似的心理咨詢。在隔離狀態下，由于注意力難以分散，負面信息和對未知的恐懼不斷堆積，極易讓人產生不良生理和心理反應。

“應急人的心理狀態通常是斷裂的，不是一種‘正常人’的狀態。”唐可分析說，他們更加需要調動積極情緒來提供支援，幫助他們心理釋放和自我建設。唐可有意將話題引向病人的兒子，兩人談論了幾十分鐘，病人的情緒才最終恢復平靜。

“防火防盜防咨詢師”

物理隔離，遠不如心理隔離難解。

2月18日，國際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一篇名為《新冠肺炎爆發后高齡人群心理健康服務》的文章。

文章指出，新冠肺炎死亡人群中多數為高齡人士，但其能接受到的心理治療服務十分有限。相對較低的網絡和智能手機使用率，限制了他們對網絡心理咨詢的獲取，而心理治療服務機構不足，進一步阻礙了他們尋求幫助的機會。

更關鍵的問題是，他們對心理治療接受度本身不高。唐可發現，在高齡群體中，誤解和排斥十分明顯。他們將“心理有問題”視作一種“侮辱”，而不善于表達心理需要的男性尤甚。對于他們來說，尋求心理幫助是一種“脆弱”或“矯情”的表現。

在進行心理救援時，唐可沒少吃閉門羹。為了盡快完成治療，唐可不得不隱藏自己心理治療師的身份，在此次疫情中也同樣如此。比起開門見山地進入正題，他更常以“應急救援隊關心病情”的名義拉近與病人的關系。

心理救助之前，首先建立對方對心理咨詢的信任，幾乎成了一種固定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國內心理危機干預體系才逐漸探索出一套本土化發展模式。當時，大量涌入的心理咨詢師在震后如潮水般涌去，以當地力量保障持續性心理援助勢在必行。此后，內地高校紛紛開啟心理學專業，一些機構的心理救助工作站也遍地開花。 

有抽樣調查顯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災區民眾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患病率大概為2%~4%，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自然災害或重大突發事件后15%左右的患病率。

但不專業的心理咨詢也帶來副作用。當時，心理咨詢師的重復援助，“如同把傷口反復打開卻不包扎”，有的災區安置點甚至打出“防火、防盜、防咨詢師”的橫幅。大眾和心理咨詢師之間的隔閡可見一斑。

10余年過去，心理咨詢師在數量和專業性上有所提升，但仍有較大缺口。

一份截至2017年的數據顯示，在全國3.34萬名專業精神科醫師中，心理治療師僅約6000人，能夠提供專業心理咨詢服務的心理咨詢師不到3萬人。而根據WHO每千人擁有一個心理咨詢師這一健康社會平衡點的標準，全國需要的心理咨詢師超百萬名。

此外，唐可的直觀感受是，心理治療師為大眾所了解的渠道和資源仍然太少。這也是目前他們開展工作的主要困難。

打開走向大眾的門

值得慶幸的是，此次疫情中，心理治療與大眾的距離似乎正在靠近。

2月2日，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印發《關于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在原有心理援助熱線基礎上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根據統計，全國各省市共有心理援助熱線超過300條。

在此之前，成都已有所行動。除在12345市長熱線派駐心理危機干預專家值守外，成都多家醫院共開通5條防控新冠肺炎24小時心理咨詢熱線。加上2條專家熱線，成都針對疫情共有7條咨詢熱線。

心理咨詢熱線與視頻直播講座開通，讓唐可和他的同事們十分忙碌。咨詢量增加，印證了大眾對心理健康重視程度的加深，這也反過來給了他們一種信心——新的平臺仍需要建設。

比如，為了應對疫情造成的“面對面”咨詢困難，他們開啟了兩個網絡咨詢入口。求助者通過QQ預約，成功后識別收到的二維碼，就能進入視頻咨詢窗口，與治療師進行“面對面”咨詢，方便他們在咨詢時收集更多非語音信息。

有業內人士認為，經歷這場疫情，大眾對心理咨詢的看法或許會有新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即便疫情一天天好轉，這場“心理戰”卻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

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在2004年曾刊載一項關于SARS的研究。 

在其調查的129名被隔離者中，有35名表現出PTSD和抑郁癥狀跡象，占比達28.9%。而另一項凱斯勒的美國共病（指兩種疾病共同存在）研究表明，在PTSD患者中，抑郁的發生率為48.2%。

更深入的分析顯示，隔離時間越久、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或者越是嚴格遵守防護措施的人，受到的心理影響往往越大。

PTSD的緩解又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根據美國的社區調查，若不考慮是否經過治療，PTSD緩解平均時間為24.9個月。盡管創傷后1年是恢復較快的階段，但有1/3以上的患者病程會超過60個月，很多還可能延續終生。

此前，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心理健康工作委員會心理急救學部秘書長鎖朋曾預測，疫情心理危機跟地震相比會持續更久的時間，尤其是三個月后，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高發期。 

最近，唐可已經趕赴武漢參與心理治療工作。新的心理咨詢大潮是否開啟尚難說清，但至少對于唐可和他的同事來說，此輪心理咨詢終將從應急走向常態化，更嚴峻的任務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