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尹稚

2019年的冬天似乎格外漫長，空前的疫情蔓延暴露了當下中國社會治理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而外部經濟、政治、軍事環境正在發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增添了人們心中的焦慮，使得2020年的春天變得異常的陰冷沉重。有了一種春至花開無心賞的情緒。太多的疑問留在當下，中國城鎮化的下一程方向會改變嗎？對這樣一個流動性巨大的社會，新型城鎮化如何解決空間、人口以及各種生態生產生活要素的安排。在龐大的要素流動過程中如何管控風險？其中有對宏觀大勢走向的擔憂，有對城鎮化規律的反思，也有對十分具體的技術問題的關切，要在短期內給上述林林總總的疑問有個“確切”的回答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此只奉上我和研究團隊的一些思考供參照。

首先，中國城鎮化的大勢不會動搖。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為世人所關注由來已久，對于一個人口高峰值可達14億人口的大國而言，按聯合國推測，我們在2050年時，城鎮化率會突破70%，涉及近10億人口的命運變遷。這也意味著從2000年起的50年中，中國還有近5億人要實現人的城鎮化，比美國總人口還多。

在經濟學家眼里，這無疑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數據，意味著巨大的市場，巨額的財富創造與分配，也會對一系列產業提供巨大的拉動機遇。所以千禧年來臨之際，有人把美國的高新技術發展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稱為21世紀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機遇就不足為奇了。這樣一個進程是不會被任何黑天鵝或灰犀牛阻斷的，各種不確定性所能影響的也僅僅是這個進程的時間軸而已。

從全球城市化歷史來看，不存在所謂的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所謂推動之說。以英國工業革命為先導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席卷歐洲。其主導發達國家的進程歷經70年基本進入成熟期，在歐洲中等發達國家的進程至今快200年了，它的人的城鎮化尚未進入尾聲；二戰后美國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也花了40年左右才達到成熟期的狀態，但我1999年自駕車環美考察時，同樣發現這個最發達的大國有著地域發展的不平衡，其制度深層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也是無處不在的。也許在不少人眼里，推動城鎮化等同于推動基建，等同于推動土地開發的城市化，并認為中國所具備的“基建狂魔”的能力，定然可以彎道超車，大大縮短這一進程，這實在是對城鎮化進程的大誤解。中國政府之所以用到“推動”城鎮化進程這一說法，是因為在我們的發展歷史中，采用過大量固化城鄉二元結構，利用制度化的城鄉差別為工業化和初期城鎮化積累資本的政策，建立過城鄉壁壘，現在到了“拆墻”的階段，“解鈴還需系鈴人”。

其次，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城鎮化內涵必將深化。

黨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鎮化”概念就是以此為核心的。這在隨后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被深化落實，這個規劃的出臺現在看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仍是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當年對人的城鎮化解讀可以概括為四個方向的進程：①生產方式的轉變；②生活方式的轉變；③現代文明素質的形成；④公平公正的社會權益的達成。

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遠遠落后于其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量已經完成生產方式轉變，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是沒有正常成為城市居民的渠道的，所以我們創造了一個詞叫“農民工”。從各種統計看其高峰時達到2.8億，這可是純適齡勞動力的總量。如加上每個勞動力背后的家庭，則更是涉及到4-5億人口家庭生活的不穩定和非正常化。所以我們有了“春運”，有了“留守兒童”，有了“半城鎮化”等等獨有的詞匯。今年是首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收官之年，官方統計數據目前還沒出來，但從2019年的數據看，問題有所緩解，但遠未解決，仍有1.8億左右的人口，因生產方式變化已常駐（注意不是住！）城市，但無法享受正常的市民待遇。什么叫正常的市民待遇？這就涉及生活方式的轉變，也是國家規劃中重點關注的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市民化在當下只有二個途徑：取得戶籍或者取得接近戶籍待遇的“居住證”，這樣才可以享受城市現代化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高品質的文化娛樂，醫療衛生、教育及體育休閑等各種公共服務。中國當下的發展階段距離消除地域差異，建立統一的國民待遇標準還差得較遠。戶籍及作為過渡措施的“居住證”制度仍然是與具體的、有差別化的地域福利掛鉤的。在國家規劃實施六年后，雖然中國已進入高流動性社會，地域福利的藩籬有所打破，但所謂的“屬地化管理”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核心理念。差異化和地域歧視在抗疫過程中還在頻頻發酵，再次成為顯性的社會矛盾熱點。

而現代文明素質的形成更是一個任重道遠的話題。這是一個隨著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而形成現代文明的行為、規范、意識和理念的過程，表現為教育素質、守法素質、公共衛生素質、公共活動素質的全面提升。城市生活狀態下人口的高密度會產生比低密度鄉村生活更高頻次的行為沖突，也就需要市民具有更高的公共意識和公民素質，所以所謂的“國民素質”提升是以城市為先導開始的，并貫穿城市化全過程，最終完成城鄉一體的普遍提升。這既是一個國民教育的軟過程，也依賴于在人類發展活動中的大量硬件投入。醫療、教育、公共衛生一直是這類投入的重點領域，這次疫情所暴露出的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大短板也就集中于此。

我們講以人民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就要清醒認識到人類活動系統對資源和資本利用的需求是什么，依托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而進行的人類自身的發展與素質提升活動是最大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十九大之后，中央提出的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所”理念是個明確的目標。而在疫情中被炒熱的“新基建”理念也應是圍繞此展開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全體人民的獲得感就無從提升，城鎮化中以人為核心的高質量也無從達成。

人的城鎮化的最終目標是，城鄉居民擁有平等的經濟權利，社會權利、政治權利和發展權利，建立起一套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為核心的，實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制度、體制和機制。這樣一個完整的城鎮化進程理念，顯然在我們高速城鎮化的前一程中是被逐步認知的，每一次矛盾的集中暴露和問題的集中爆發都會推進這樣的認知更深刻、更全面化。

這次人民抗疫戰爭如能在事中和事后得到有效的反思，無疑也會更好地豐富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理念，推動一系列全新的實踐。這個核心理念會在城鎮化下一程中被進一步強化，更加不動搖，而“新基建”動能的釋放也將更緊密地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在GDP增長中帶來更多共建共享中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作者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