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四川省政協委員、人社廳廳長胡斌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楊棄非 攝

2月16日，全國首架“返工包機”從四川飛到嘉興，將154名外來務工人員帶回工作崗位。與復工定制專列一道，他們拉開了城市新一輪“搶人大戰”的序幕。

一邊是因企業急需開工而加入“戰爭”的長三角、珠三角制造業大市，而在另一邊，在四川等地等待就業的工人同樣急迫。5月6日，在四川省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四川省政協委員、人社廳廳長胡斌特別提及一組數字——到目前，四川全省外出務工農民工已達到2374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58萬人。

四川是典型的勞務輸出大省。胡斌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四川省農民收入中，超過60%來自于務工收入。其中，每年外出務工收入大概有4000-4800億元“拿回”四川，而返鄉回鄉創業的農民工能帶動約4500億收入，“加起來有9000個億，而去年四川全省GDP突破4.6萬億，這不僅占比非常高，也遠高于農業收入”。

打開“搶人大戰”的另一面，在四川，這近1萬億的收入是如何得以保障的？

組織跨省返工班列數量最多

返工班列的兩頭，焦慮感幾乎同頻。

胡斌說，“四川可以說是全國最早做健康證明的省份。”面對春季的重要用工窗口期，四川及早推出線下健康證明，便利務工人員跨省流動。而后，緊隨浙江之后，2月16日，四川上線外出務工人員健康申報和查詢系統。

而在疫情早期，四川與珠三角、長三角之間就迅速實現了健康互認，并根據其防疫要求調整了健康證明的內容。這背后是區域之間頻繁的交流需求——一組截至3月25日的數據顯示，在已通過線上平臺申領健康證的共計1310.6萬外出務工人員中，流向廣東、浙江兩省的分別為211.5萬和122.5萬人，人數分列務工目的地前兩名。

引起更多人關注的是返程班列的問題——在各地不同程度的交通管制下，如何將2000多萬外出務工人員成功送出？

據胡斌回憶，四川參與推動了一項名為“點對點直達”的服務。“由于開往浙江等地的列車會途經湖北，我們組織專車、專列、專機，通過交通部門等的協調服務、醫務人員的跟進等一系列措施，保障返工安全。”他說，“在跨省的班列數量和輸送人數上，四川達到全國第一。”

這些專列不僅是用工大省招工的重要方式，也調動了四川當地的資源。胡斌解釋道，除了作為主體的返崗務工人員支付20～30%費用外，用人單位、用人地與四川當地均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補貼和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府難以幫扶數量如此龐大的務工群體，更多市場化的方式隨即被引入。

“后來有幾個省的務工人員，我們全部加班加點也來不及了。于是，我們開始與勞務公司、勞務經紀人頻繁合作，通過‘你送幾個務工人員返崗、我補貼一部分錢’的方式，借助市場力量完成工作。”胡斌補充道。

利用返鄉創業構造本地產業

“從過去‘六穩’的‘第一穩’穩就業，到如今‘六保’的‘第一保’保就業，就業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胡斌如是說道。但對于四川來說，并非將務工人員送出省就“萬事大吉”。

在前期調研時，胡斌注意到一個現象：近段時間，四川達州有數名此前返崗的農民工再次返回四川。這引起胡斌的注意：是否已經產生了下崗潮？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們比較了外出與留鄉務工的情況，在相近甚至更優的薪資水平下，他們主動選擇回到當地。

而就近就業亦有助于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根據數年前四川統計局分析，收入低、房價高和就業不穩定是影響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三大主要障礙，要解決這一問題，“應順應農業轉移人口返鄉大趨勢，著力發展省內就近轉移就業和市民化”。

那么，如何構造出能夠吸引就近就業的產業？

“我最近提出‘產業、企業、創業、就業’的‘四業’格局。”胡斌說，“沒有企業，哪來的就業？”

但目前，國內就業需求與產業發展之間本身存在一定矛盾。胡斌指出，按照全球產業發展的規律，工業革命將經歷勞動主體從農民工轉變為技工、再轉變為工程師的過程，第三個階段對應產業發展的“工業4.0”。盡管數字經濟在國內產業的比重日趨上升，但勞動力水平仍處于第二階段。

換句話說，困擾諸多城市的“招工難”和“就業難”兩難局面，正是源于勞動力培養難以跟上產業需求。

眼下，四川采取兩方面措施，為農民務工供需雙方牽線搭橋。

“我們成立了農民工務工專班，通過勞務協作組織農民工出省就業。這些到廣東的370多萬人和到浙江的120多萬人已經成為產業工人、構成產業部門。”胡斌介紹，“我們還鼓勵帶頭人返鄉回鄉創業，帶動當地農民務工。”

通過將兩端平滑對接，更多農民不再需要遠距離務工。數據顯示，去年，四川共有68萬返鄉創業人員，解決了200多萬務工就業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