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豐巢快遞柜宣布收費已經接近兩周，而消費者、小區業委會與快遞柜主體企業之間的爭端似乎依然無解。 5月11日，上海市消保委建議，本市居民小區多設立一些免費的公共快遞架，滿足消費者的現實需求。上海市消保委認為，在疫情期間，很多小區通過設置公共快遞架，免費暫存快遞，為業主提供了便利，消費者也普遍認為這種做法非常好。 而在豐巢快遞柜的收費風波中，不少宣布暫停使用豐巢快遞柜的小區也開辟出專門的公共區域供業主臨時存放包裹。小區設立免費公共快遞架能否成為解決快遞柜收費爭端的關鍵方法嗎？ 對此，快遞物流咨詢網首席分析師徐勇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快遞柜和曾經的郵政信報箱類似，都有公共服務功能，理應納入物業管理的范疇，成為小區的配套設施。 不過在他看來，上海消保委的建議目前來說只能是一種美好的希冀，真正實施起來還將面臨復雜的管理和協商等問題，需要政府多部門出面共同制定規則，而這也是解決目前爭端的最好方法。 免費公共快遞架能否代替智能快遞柜？ 豐巢快遞柜收費風波仍未停歇，而停用快遞柜的小區隊伍又壯大了一些。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已有70多個小區抱團發聲，抵制豐巢快遞柜超時收費。北京也有部分小區要求豐巢快遞柜撤出，有小區已開辟出暫存區，供不同意使用快遞柜的業主存放包裹。此外，據了解，南京已有小區物業開始嘗試自建快遞柜。 而上海消保委提出的設立免費公共快遞架的建議，一定程度也代表了不少消費者和小區物業的愿望和觀點。當智能快遞柜因承受巨額虧損調整經營模式引發消費者對其“二次消費”的質疑時，在疫情期間出現的由小區管理的免費公共快遞架是否能夠常態化運營，并解決末端收獲的頑疾？ 對此，徐勇表示，疫情期間，物業將免費公共快遞架納入管理范疇，但是這只能算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處理方式，對于出現丟件等情況物業是否需要擔負責任等問題還需要法律界定，實際上物業的這一“特殊做法”不代表具有合法性。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僅在疫情期間，全國多地均出現公共快遞架上包裹遺失，以及包裹長時間無人認領等情況， 據央視報道，上海靜安區一位犯罪嫌疑人林某在半個月時間里偷盜快遞包裹153件。而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披露，北京市公安局在疫情期間偵破多起無接觸快遞存放點被盜案件。其中僅在3月26日一天之內，海淀區警方就連抓三名違法偷竊人員。 圖片來源：微博截圖 如此看來，在疫情管理嚴格的特殊時期，尚有不法分子“頂風作案”，如果恢復到日常的小區開放式管理模式，免費公共快遞架的管理依然將會是不小的難題。 “而如果未來完全由物業長期接手進行管理，中間也將產生人工、空間等成本，這也需要政府、物業和業主之間進行進一步的協商。”徐勇表示。 政府立法、物業接管或為首要解決方案 實際上，關于快遞柜收費所引發的全民熱議，更多可以理解為消費者、快遞員對于末端配送長期不滿的一個發泄出口。一直以來，末端配送在消費者眼里都是“槽點滿滿”的存在，而這種不滿情緒隨著包裹量的翻倍而逐漸放大。 中國物流學會特約研究員楊達卿曾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末端的一些問題是行業粗放式發展的后遺癥，也有過去管理滯后的問題。對于正處于“數字化變革”期的快遞企業來說，多數末端服務細節或可以通過標準化的流程、技術化的手段解決，但仍面臨較大挑戰。 記者注意到，就在4月17日，商務部辦公廳、國家郵政局辦公室發布《關于深入推進電子商務與快遞物流協同發展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了智能快件箱、快遞末端綜合服務場所的公共屬性。在北京，智能快遞柜還被納入了生活性服務業的補貼項目。 具備公共服務屬性，即意味著快遞柜的競爭與管理將與完全自由競爭的快遞、電商有較大的區別，甚至一定程度上更依賴于政府的立法和財政補貼。在徐勇看來，智能快遞柜的存在應該類比公交車的管理形式。 徐勇表示，或許可以借鑒日本等國家的做法，由物業公司提供場地、購買設備，而豐巢等快遞柜企業可以提供技術運營等服務。用戶使用快遞柜包含在物業費里，而物業對于小區居民的不同情況也最了解。 不過，如何實現將快遞柜從完全商業運營模式轉換到公共服務設施，背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目前當務之急是，因為快遞柜收費爭端牽涉到太多的利益方，應該由主管電商的商務部、主管快遞的國家郵政局、以及主管物業的房管局應該共同制定相應的規則，隨后大家按照規則進行競爭管理，否則還將爭議不斷，喋喋不休?！毙煊卤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