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賀娟娟    每經編輯 師安鵬

眾所知周，我國當前民間借貸年利率上限24%，超過36%則是赤裸裸的高利貸。

降低標準上限，于融資企業或個體，自然雙手贊成，尤其對于被銀行“嫌棄”的中小微企業而言。

但另一方面，幾經發展，民間借貸已成為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如大幅降低利率標準上限，難免挫傷其積極性，造成市場萎縮，由此是否反而會進一步加劇融資難度？

民間借貸的是與非

提及民間借貸，很容易聯想到“校園裸貸”、“暴力催債”、“高利貸”，或者“跑路”老板們留下的一地雞毛，于歡案的血色記憶……

于是仿佛談虎色變，對其畏而遠之。

實際上，作為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民間借貸自古有之，早在西周就嶄露頭角，彼時主要是實物借貸為主，以低息為特點。

1984年,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方興錢莊誕生，在數度浮沉于“地上”、“地下”、“合法”與“非法”之間，現代民間金融市場開始蓬勃發展。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民間借貸正名，并確定了年利率標準上限24%，超過36%為無效借貸。

圖片來源〡攝圖網

時至今日，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已然成為實體經濟融資的重要渠道。

尤其對于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而言，創業之初規模小、成長速度快、資金需求迫切，但銀行迫于風控收緊壓力，貸款審核越發嚴苛——為求存求活，企業往往選擇便捷、靈活、高效的民間資金，逃離“秦瓊賣馬”困境。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民間借貸超高利率具有極大誘惑，出借方很可能并不滿足于遠超銀行存款或部分理財產品的收益，或者選擇在司法不介入的24%-36%年息范圍中獲取高額短期利潤，或者鋌而走險，采用高利貸、套路貸等違法犯罪行為謀取巨額非法利益。

數年前，陜北民間金融市場崩盤可謂真實寫照。

提議降至12%-15%

從灰色地帶走到陽光地帶，最高法對民間借貸的正名與約束功不可沒。

民間資本市場也確實在銀行金融機構難以發力的地方，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變才是永恒的不變”。

在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鞏富文看來，現行民間借貸利率法定上限過高，已經難以適應當前經濟新形勢。

“資本的逐利性導致資金流向更便捷獲利的渠道，社會資金不再熱衷于實業經濟。”中小企業在疫情大背景下的生存更顯艱難。

與此同時，企業經營利潤普遍不足以支撐高額融資利息，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又增加了債務違約機會，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呈高發態勢與此不無關系。

圖片來源〡視覺中國

據相關數據顯示，全國法院在2018年審結民間借貸案件達223.6萬件，可見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占比之高、數量之大。

針對這些問題，鞏富文建議——

將民間借貸保護利率上限降至年利率12%—15%之間，并取消自然利率。突出民間借貸“互助性”本位，實現民間借貸與金融借貸的良性互補，消除民間借貸的暴利屬性，降低融資成本，以實現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有力支撐，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此外，粉巷財經（ID：nbdfxcj）注意到，民間借貸利率法定上限下調的呼聲并非今年才有。

2018年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天津市委副主委、慶達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太利，2019年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史小紅，均在全國兩會期間做過類似的提案建議。

“良方”與否頗有爭議

降低民間借貸利率法定上限，出發點無疑是好的，但是否為刺激實體經濟活力的一劑“良方”，各方聲音并不一致。

比如在陜西樹理律師事務所何宏斌律師看來，“下調利率上限有可能反而導致民間借貸市場的萎縮。”

其認為，現行民間借貸利率標準有其合理性，適用于社會經濟發展現狀——既能保護民間資金規范借貸，也能限制過高利息對實體業的打擊。

而受疫情等諸多影響，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存在，企業和個人均生存維艱，投資風險顯著增加，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本身就會萎縮，若下調法定上限，投資意愿將進一步降低。

上述觀點得到一位不愿具名的風投人士支持，“不能只看到民間借貸高額利率帶來的高收益，而不考慮其融資成本。事實上，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相比，小額貸款公司往往融資成本就很高，其實際收益是比較有限的。”

圖片來源〡視覺中國

StarlaSpace加速孵化器創始人戴波亦表示，對于企業而言，自然希望貸款利率下調，降低融資成本，但首先得確保能貸到錢，而且前置條件不能太苛刻，尤其對于科技型企業。

“直接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還是需要從銀行等金融機構著手完善。民間借貸市場做好監管，使其規范運作發展，增加政府或者第三方公立性平臺的介入，增強合規與安全是重中之重。”

而對于如何引導“熱錢”流向實體業，何宏斌的建議是，民間資金借貸相關方都要發力。

其中，政府角色很關鍵。

一方面，政府通過大型民生工程項目，如近期的老火車站改建，帶動產業鏈條各環節的諸多企業、直至普通民工，激發經濟活力。

但與此同時，政府需愛惜“羽毛”，提高公信力和信譽度。

“公共項目結束后政府未結算付款而導致的糾紛并不鮮見，不少融資墊付的承包企業因此陷入發展泥潭。”

此外，何宏斌提到，治理民間借貸市場諸多亂象，浙江新近出臺的民間借貸相關新規——單筆借款金額超過300萬需進行備案，或可作為有益借鑒。

“備案既對雙方的借貸關系進行了確定，同時，要求對借款來源、用途做以說明，可以很大程度杜絕違法犯罪行為。”

（封面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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