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嘉華教授）

10月12日，第三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在福州開幕，主題是創新驅動數字化轉型，智能引領高質量發展。而在峰會開幕前一天晚上的以“數字新經濟，助力‘雙循環’”為主題的活動上，近二十位兩院院士、資深教授、政企專家等嘉賓齊聚一堂，暢談數字技術的發展動態、構想數字治理的未來前景、探索數字經濟的增長熱點，為數字中國的加快發展描繪新圖景。

談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筆者認為，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基點是擴大內需，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擴大居民的最終消費。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亦即，消費及其增長源于收入及其增長。這里，居民收入包括貨幣收入和非貨幣收入。居民的貨幣收入來自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居民的非貨幣收入來自哪里？來自公共服務。就我國現在的發展水平，提供公共服務的范圍，還主要限于基本公共服務。就公共品的性質而言，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關鍵在于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著全體居民非貨幣收入增加了，貨幣收入中用于儲蓄的部分將相應減少，居民消費能力就自然增強了。

黨的十八大報告曾經提出一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步的目標，或者說，內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與此同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要求，“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則根據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的實際，提出了更加切合實際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穩步提高”。可見，在過去和將來的一段時間，有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設計、政策制定和落實，將更加扎實地得到推進。

經驗表明，基本公共服務中的大部分項目，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國家提供的標準高了、范圍大了，個人支出就會相應減少，居民的消費能力就能夠相應提高。

以基本醫療為例。曾有調查表明，在現有的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返貧的比重較高。由此推及廣大居民，亦可表明，因病未能得到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的有效保障，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還有社會保障的例子。長期以來，中國居民儲蓄率高的一個解釋，就是居民為養老保障的被動儲蓄，對于農民和城鎮養老金水平較低的居民，就更是如此。可見，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和提供水平，對于居民的消費能力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基本公共服務的合理提供屬于社會建設的范疇。實踐證明，經濟建設要與社會建設高度互動，經濟建設才能得以持續，其成果才能為人民群眾共享，全社會的民生水平才能不斷提高。如果說經濟建設為提供公共服務創造了物質基礎，社會建設則為公共服務的分配提供制度設計。基本公共服務能否做到均等化，就和這些制度設計有關。

由此亦可證明，社會建設對于經濟建設有著重要影響，對于城鄉居民的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也有著重要影響。盡管這些年來農村和其他落后地區的義務教育，農民的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發展還不平衡，保障水平和范圍還有待擴大。這就表明，一方面要繼續加大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公共資源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進一步完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設計，進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

政府有關部門曾經就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過多方面的具體意見，要求圍繞標準化、均等化、法制化，加快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現在的問題是，圍繞基本公共服務的每個方面，根據已有的法規、制度和相關政策，由各主管部門提出可行的實施意見和時間表，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實現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條件，切實將它們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