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每經智庫·未來商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貝恩公司資深全球合伙人陸建熙

過去幾十年，企業利潤總是表現出驚人的韌性。

自1990年，發達國家和地區的GDP呈現穩健增勢，年均增速保持在3.6%（按名義價格計算），而同期企業凈收入的增速增長近2倍，達到每年7%（如下圖）。雖然歷經諸如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大規模經濟事件，發達市場的企業利潤依然實現了歷史性增長。此外，恐怖主義、難民危機、英國脫歐以及長期地緣政治動蕩局勢，均無法阻止企業的盈利能力迎來“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是否得以延續？曾經推動企業盈利能力步入“黃金時代”的關鍵因素在未來是不是依然奏效？

貝恩發現，實際上，在新冠危機爆發前，企業利潤就已經出現了見頂的跡象。我們認為，新冠疫情將成為這一趨勢的助推器。與此前所經歷的其他歷史性危機類似，原本企業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醞釀的變革浪潮，將由于此次疫情的爆發而加速演進。

近幾十年，發達經濟體企業的凈收入增速遠遠高于GDP增速

席卷全球的利潤壓力

貝恩針對發達市場的企業，包括美國、歐洲、亞洲、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26個發達經濟體的13,000家上市公司展開了研究。研究發現，盡管在過去20年中，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所占份額由于企業利潤的快速提升而實現了顯著增長，但不置可否的是，發達經濟體在整體利潤方面仍占據主導地位，主要得益于六股變革浪潮。

•勞動力議價能力逐步減弱：工會力量日漸式微的同時勞動力供給量不斷增長

•金融自由化：提升了金融服務的盈利能力和經濟規模

•全球化：幫助企業降低供應鏈成本并進入新興出口市場

•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得益于中國和印度工業化的迅猛發展

•大型互聯網平臺的崛起（尤其是美國）：憑借網絡效應和輕資產模式擴張，幫助小部分公司實現了非凡的盈利能力

•自動化：伴隨行業規模不斷擴大，推動勞動力和資本轉移

與此同時，資金成本的急劇下降也助推企業經濟利潤實現顯著提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企業的利潤率平均數保持穩步增長，利潤率中位數實際上已經開始下滑。目前，美國仍是全球利潤總額的最大貢獻者，其他發達經濟體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盈利壓力。

•歐洲發達經濟體

很大程度上，歐洲企業利潤發展軌跡與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的承諾和風險有關。21世紀初，推行貨幣統一政策之后，資本（和杠桿）開始涌入外圍國家，尤其是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企業回報率藉此迅速飆升。金融危機以及緊隨其后的主權債務危機令歐洲經濟陷入困境、難以重新站穩腳跟，進而導致企業利潤下滑。一系列較美國更有力的勞動力保護機制和更廣泛的福利覆蓋抑制了不平等的加劇，然而，歐洲在打造國際競爭力方面（尤其是在外圍國家）日益力不從心，并且其大型科技公司和互聯網平臺的規模化程度遠遠落后于美國和中國。這些弱點既阻礙了盈利能力的發展又抑制了實際收入的增長，導致民粹主義崛起。而新冠疫情危機放大了這些風險，如果不進行改革，歐洲企業的利潤水平將在未來幾十年面臨巨大壓力。

•亞洲發達經濟體

日本的企業盈利模式與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明顯不同。1990年金融危機后疲軟的宏觀經濟拖累了日本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增長勢頭，導致這個昔日的經濟強國錯過了西方企業利潤發展的“黃金時代”。相比之下，亞洲四小龍不僅保持了高速增長，而且實現了（相對）穩定的回報，為股東創造巨大價值的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也普遍有所提高。對于這些經濟體，最主要的問題是國際貿易在GDP中占據的比重過大，依賴度過高。置身于去全球化的世界中，這一點可能會讓它們面臨巨大風險，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已經開始放緩。

•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

這三個國家的企業利潤主要集中在資源行業，且近幾十年來始終緊跟全球資源價格。21世紀初，在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推動下，企業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但隨著周期的演進，已回落至歷史水平。此外，資源行業的需求推動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削弱了這些市場在其他可貿易部門的競爭力。隨著最近一輪“超級周期”進一步消退，企業盈利能力的復蘇將變得更具挑戰性。

三重因素導致企業利潤見頂

近日，貝恩聯合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開展了一項研究，并總結出若干個將在未來幾年抑制利潤增長的關鍵因素——這些因素既包括市場動態，也包括政府和社會可能出現的抵制情況。

因素一：市場本身。有利的市場趨勢常常起伏不定，隨著我們進入下一個嶄新的十年，全球化的浪潮開始步入衰退期。近幾年的貿易戰促使企業紛紛重新思考對于離岸供應鏈的依賴性，新冠疫情則進一步暴露了這些被拉長的低成本供應鏈所面臨的真正風險——若企業為了優化風險管理而調整供應鏈布局，可能會給利潤率造成一定壓力。

因素二：勞動力市場所發生的變化將對許多公司的成本形成上行壓力。過去幾十年，“嬰兒潮”一代步入老年，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及離岸外包興起，上述三大趨勢確保了勞動力穩定供應，同時抑制了工資增長。可是近年以來，這些趨勢不是已經完全顯現，就是已經被徹底逆轉。在諸多經濟領域，尋找具備合適技能、完美匹配相應職位的人才，將愈發困難，盡管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失業潮將在短期內抑制該趨勢的演進。

此外，新冠疫情的沖擊可能會對杠桿率過高的中型企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從好的方面來看，自動化進程加速、互聯網平臺持續擴張為企業保持高利潤率提供了支持。然而，這些收益主要流向那些規模最大、增速最快的企業，其他企業或將受制于有限的自身規模而舉步維艱：一部分公司可能會被收購或就此銷聲匿跡，而另一部分公司則會邁入日漸壯大的“僵尸企業”行列，即那些因為銀行不愿意該公司倒閉而暴露自身壞賬問題，從而長期依靠貸款輸血、勉強維持生存的公司。

因素三：國家職能的擴張。總體上看，或許上面兩重因素不足以拖緩企業利潤的迅猛增勢，長期看，當企業逐步走出新冠疫情陰霾，存在一個不確定性因素會顯著地左右回報率水平。

自工業革命以來，就企業和社會之間的關系而言，企業的自由度經歷了上升和下降的無限循環。回顧過去，企業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盡管只發生在大公司身上，還伴隨一些令人擔憂的社會性指標。例如，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稅收和轉移支付前后）、社會向上流動性停滯，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現狀的不滿。

早在新冠危機爆發之前，社會對企業的要求就已經開始不斷提升，要求企業在追求短期股東財富最大化之外，放遠目光，設置更為遠大的企業目標。面對疫情危機，國家職能急劇膨脹，政府積極干預市場運作，并作為最后投資人的角色介入。新冠疫情危機以及之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均清楚地表明，當前經濟的脆弱性正在日益加劇。一方面，小型公司正在努力維持利潤水平（并承擔更多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那些相互關聯、“由于規模太大而不能倒閉”的大型公司對政府的依賴日益加劇。

展望未來，全社會努力應對全球變暖、數據監管，以及自動化取代人工等一系列挑戰之時，政府干預的增加或將演變為一種“新常態”。而監管、稅收和其他干預措施則可能會對企業盈利能力造成巨大沖擊。

四大策略致勝“新利潤”時代

縱觀歷史，危機往往是變革的催化劑。貝恩認為，新冠疫情也不例外，這場危機或將加速目前已經形成的趨勢。因此，對于跨國企業，若想延續過去40年來所保持的利潤增長水平勢必將愈加艱難。

此外，利潤峰值與商業時代的歷史性變革不謀而合——從昔日“股東至上”時代到規模化“新生勢力”時代。對此，貝恩建議，廣大企業領導者應當從以下四個角度著手，致勝嶄新的商業時代：

1.強化競爭優勢

盡管近幾十年來宏觀環境利好驅動企業盈利能力總體提升，但是我們的研究模型顯示，近60%企業層面的盈利能力波動依舊歸結于公司本身或所在行業的特定因素，即企業的盈利能力依然主要由企業領導者直接掌控，領導者的戰略選擇至關重要。伴隨利潤池縮小，針對客戶的競爭進一步加劇。為了更好地生存，企業需要兼顧規模化與客戶親密度，同步部署并落實。

2.重啟業務創新

立足利潤競爭加劇的大環境，領導者須重拾被忽略的業務創新能力，從而創造價值。一旦政府提高并購門檻，在低利率環境下，內在價值對增長的敏感度遠遠超過對利潤率的敏感度，這一點尤為顯著。

3.增強企業韌性

為了抵消利潤壓力，許多公司傾向于犧牲一定韌性以換取更高的效率。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動蕩環境中，這個做法終將被證明是不明智的。對此，貝恩建議，企業除了關注當年收益，還應當考慮當下的戰略、運營和財務選擇在整個商業周期所產生的影響。想要做好這一點，就必須與投資者進行坦誠的對話。在此前的兩輪商業周期中，投資者們并沒有承擔由于企業韌性不足而造成的全部成本。

4.提升公民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

正如近期所掀起的種族平等和社會正義浪潮一樣，要求企業承擔更多公民職責的呼聲在未來幾年也將日益高漲。面對日趨復雜且相互交織的社會期望，貝恩發現，從容的應對和適應能力不僅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必然要求，更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新時代將要求領導者主動識別并切實解決員工和客戶所關心的問題——否則就會面臨員工和客戶“雙輸”的風險。

以上應對之策對領導團隊提出了挑戰，需要在未來幾年打破固有的思維模式。雖然影響企業盈利能力的諸多因素未來具體將如何發展尚且不得而知，但是，當下企業所面對的轉型規模和速度迫使領導者采取大膽行動；不思進取者則絕不會在新時代被溫柔以待。

封面圖片來源：攝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