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梁宏亮    每經實習記者 王思雨    每經編輯 梁宏亮    

2020年注定因其不平凡而載入史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觸動國際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格局深刻調整。

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蓬勃興起，不斷涌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又帶來新的機遇。

身處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變革中，我們需要思考：

什么樣的商業領導者，才能帶領團隊應對變革？全球商學院應怎樣變革培養模式，從而培育出具有創新精神的商業領導者，幫助全球經濟實現復蘇？

2021年，站在新起點上，每日經濟新聞每經商學院重磅推出了“巔峰對話：瞰見2021”系列策劃。在第一季中，邀請六位諾獎得主，圍繞全球經濟趨勢和科技創新等議題，進行了深度討論。

在第二季，每經商學院獨家對話七位全球頂尖商學院院長：

杜克大學福庫商學院院長Bill Boulding;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Fiona Devine；

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商學院院長Christina Soh；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院長Jean-Francois Manzoni；

意大利博科尼大學校長Gianmario Verona；

西班牙IE大學校長Santiago Iniguez de Onzono；

韓國延世大學商學院院長Kil-Soo Suh.

橫跨太平洋與大西洋，來自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的七位商學院院長圍繞全球資源要素配置、商業領導力和商學院教育等話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全球化依然是未來趨勢 

NBD: 新冠疫情影響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運行，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仍然是世界未來的選擇嗎？

我不認為新冠疫情會從根本上破壞全球供應鏈。世界不可能從我們創造的全球相互依賴中倒退。

疫情讓企業對依賴于供應鏈中任何一個環節所帶來的風險有了更好的理解。面對全球供應鏈阻斷的情況，轉向當地單獨生產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未來，我希望企業將供應商多元化，以盡量減少對單一來源的依賴。

我相信，疫情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良好控制后，消費者信心會提升，并重新激發國際流動性，推動跨境貿易和下一步全球業務擴張。

除此之外，全球年輕企業家的國際化欲望、促進跨境業務的新技術、平臺和應用程序的傳播以及美國新總統的上任，這些因素都將有助于重新點燃這種樂觀情緒。新的全球格局將呈現多地區格局。

新冠疫情迫使每位商業領導者都要考慮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我相信，全球化仍是企業最基本的選擇。

我們很自豪我們的主校區在英國曼徹斯特，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體驗商業的地方之一。但同樣，我們分布在中東和亞洲的其他中心，對于提供商業領導者所需的全球經驗也是至關重要。

曼徹斯特大學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原來以“效率驅動”的全球供應鏈在未來很可能會被更具區域性、彈性和響應性的供應鏈所取代。雖然這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首先，全球企業應使其供應和客戶基礎多樣化，以減少對數量有限的市場的依賴，并提高其應變能力。其次，全球公司將重新定位其供應和生產基地，使其更接近目標市場，特別是在USMCA、EU和RCEP三個區域貿易集團內。這將提高市場反應能力，并利用東道國政府所提供的經濟激勵。最后，這些公司將試圖應對政治和社會壓力，重新選擇和積極投資于本國，以建立核心制造業資產。

我認為全球資源的配置不會發生結構性變化。

當然，我的確也相信，資源配置將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往更加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有所改善。這是我們在過往二十年中所學到的一項基本知識，就是必須更多地關心利益相關者，而不僅僅是為了利潤。

意大利博科尼大學一角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新冠疫情的流行，顯示出了供應鏈多樣化和彈性的重要性。今后，成本不應是唯一的考慮因素，需減少和（或）消除對單一供應來源的依賴。

雖然由于保護主義措施和供應鏈的區域化，全球貿易可能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從長遠來看，服務、理念和人員流動不太可能消失，全球化仍將繼續。

準確地說，新冠疫情對人員流動的阻礙超過了對商品和服務流動的阻礙。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事實上，在這次危機期間，我們看到了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的一些優勢。因為當一條路線被封鎖時，許多其他路線仍然保持開放。

我認為這場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保留一部分本地供應的重要性。許多例子表明，本地供應顯然有助于避免之前全球性的供應短缺問題。我認為本地供應比例會出現小幅上升，但全球化供應鏈會變得更加穩健，雖然系統效率可能會低一點，但多樣化的全球供應鏈會更可靠、更有韌性。

 企業怎樣走出危機？

NBD：企業家帶領公司走出危機、實現快速復蘇的關鍵是什么？

危機考驗了與領導能力相關的所有技能，包括：企業家的動力、對未來愿景的構想、激勵人們的能力、執行決策的決心和效率，以及最重要的一點：恢復力。

恢復力來自于性格的塑造、行為的重復和心理練習。這是一種對所有領域的商業領導者都有用的品質。

企業家們要理解這一點：成功只是失敗的另一面，只有在反復失敗之后才會到來。

應對危機的關鍵在于適應能力和創造力。

即使是最有經驗的商業領導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從未經歷過類似新冠疫情這樣的事情。因此所有的企業都必須找到不同的生存適應方式。

疫情中，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可能適應能力不盡相同。但為了保持競爭力，商學院必須迎接挑戰，在全球范圍內提供解決的方法。

現在有許多方法總結商業領導者在危機中的作用，我重點介紹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作為危機中的商業領導者，要確保領導團隊全力投入、團結一致。我想再強調一遍，所有的團隊人員都要參與進來并團結一致。

第二，商業領導者要與團隊進行良好溝通，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安撫團隊，二是激勵團隊。要告訴團隊真相，承認面臨問題，強調正在尋找解決方案。激勵要著重提醒員工牢記組織宗旨，強化社群意識和團隊意識。

第三，在防守、度過危機和進攻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回想一下2008-2010年的金融危機，一些組織設法生存了下來，但生存的代價是讓自己的元氣大傷。以至于他們走出危機時，失去了發展勢頭和后續動力。因此，訣竅是注意防守和只進行必要的縮減，同時還要進行足夠的投入和充分的準備，是自己能夠在危機后重新崛起、脫穎而出。

第四，是商業領導者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商業領導者在危機時刻，要能夠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同樣要幫助員工管理他們的負面情緒。

在克服危機和在危機中，管理者應具備的關鍵素質包括：敏捷能力，推動數字化轉型的能力，以及對人的關注。

在企業中，管理者應培養其組織結構、文化和戰略的彈性和敏捷性，這有助于企業保持高度不確定性中的動態適應能力。

這種能力還包括：管理人員是否能夠迅速、適當地將組織注意力和資源重新分配到快速恢復所需要的領域。

對于大學和企業而言，擺脫危機只有一種方法，就是創新。

逃避創新是殘酷的。我們在疫情期間積累的經驗是：創新使我們的進步更加有益和高效。我們還必須及時了解整個組織到底需要什么，以便在未來的政策制定上，創造更多的競爭優勢和更強的影響力。

疫情期間人們會感到緊張和焦慮，擔心自己的健康、親人和工作。因此，商業領導者必須創造歸屬感、目標感和意義感。

除此之外，商業領導者也必須對公司的健康狀況和員工的期望保持透明，以保持公司的活力。這會讓公司員工感到受關心和重視，公司也能夠留住人才。這是任何組織中最寶貴的資產。

商業領導者怎樣提升領導力？

NBD：企業家的領導力和創新力如何提升？

我們商學院的工作是，提高管理者們的戰略悟性，包括感知和分析所處環境，以及了解不斷變化的競爭格局的能力。

例如，當新的競爭對手以非常有吸引力、質量相當、價格低廉的產品向我們的產品發起挑戰時，管理者要了解，這背后價值創造來源和價值獲取來源發生的變化。

我們稱這種能力為戰略悟性，即商業領導者能在這種不斷變化的競爭環境中撥云見霧，為這些競爭挑戰找到創造性解決方案的能力。

在杜克大學，我們致力于培養 “三面手”商業領導者：IQ+EQ+DQ相結合。

DQ是一種鮮為人知的品質，稱為“正直商數”。DQ意味著你不僅了解人們的感受，而且真心關心他們。你想為別人做正確的事，幫助他們成功的方法。

尊重多樣性是商學院行動的第一步。

IE大學有來自130多個國家的學生。他們性別、世界觀、文化以及個人喜好不同，學校對他們表現出同等尊重與關心。研究表明，多樣性促進了創新和創造力。

我們還要求學生認識到“可持續”在商業行動和決策中的重要性。讓他們意識到，技術的確擁有創造美好世界的潛力，但也需要加強人文學科學習，培養人文精神。

最后，我們把創業精神貫穿于所有課程中，培養所有學生形成創業習慣。我們的許多學生在畢業后都會嘗試初創公司。

我們致力于培養多才多藝、全球化和負責任的商業領導者。這場流行病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凸顯了當今商業世界是如何相互關聯的。對學生和校友來說，都是一個鮮活的研究案例。

我們注重培養學生的溝通、協作、創造力、批判性思維和自信等技能，并提供適合當前商業環境的兼具實用性和創新性內容。

敏捷思維是我們鼓勵學生以及教職員工的一種思維方式。與此同時，我們也非常重視領導能力的培養，培養學生的求知欲、目標感和想有所作為的熱情。

為此，我們設計了敏捷領導、咨詢、設計思維和科技創業的課程，也提供了如跨項目互動，現實生活的項目，研討會等探索性活動。我們的參與者可以從中與行業領導者互動，體驗參與者的多樣性，以及獲得國際經驗。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讓高管具備自我意識。

尤其是在像現在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只有當一個商業領導者對自己作為一個執行者的身份和理念有了具體的認識，才能在行使領導權時具有獨創性和創造性，才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任何問題。

疫情怎樣影響了商學教育？

NBD：新冠疫情對商學教育有何影響？

2020年，世界同時經歷了三次明顯的危機：健康危機、經濟危機和價值觀危機。這些同時發生的危機也在某種情況下導致了第四場危機，那就是領導力危機。在過去，一些領導人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些挑戰。在某些情況下，整個世界也因此變得更加兩極分化。

當然，這也是商學院所擁有的巨大的機會，那就是幫助培養出能夠真正釋放出商業潛力，并成為世界積極力量的商業領導者。

在商學院教育方面，包括杜克大學在內的許多商學院都致力于更新或改革課程，尤其是在領導力領域。這其中關鍵目標在于培養出重視差異性，并能夠利用差異性為共同目標而努力的商業領導者。

危機影響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健康和安全問題，二是經濟危機。有意思的是，對于商學院來說，經濟危機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因為學位教育是逆周期的，當經濟不景氣時，往往會有更多的學生選擇攻讀學位。但是，這種情況并不適用于非學位項目和高管教育培訓項目。

危機影響的另一個方面是與健康有關的各種限制。我們不能把很多人安排在一個房間里上課。因此，我們不得不快速把學位項目搬到網上授課。相較于“在線課程”，在IMD商學院我們稱之為“以技術為媒介的互動課程”。

后疫情時代增強了適應和變化。專業人士不僅僅在辦公室工作，也更多地利用社交平臺進行團隊合作，其工作環境變得越來越混合和流動。這種形式模糊了距離、時間，提高了生產率。他們將越來越多地與來自不同半球和時區的同事打交道，結交屬于不同文化背景、對世界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教育也將是流動的，這種流動性將反映在知識的創造與分配、教學方法改進和一般的交流上，也反映在我們在IE大學定義的“流動學習”中。

這場流行病意味著，今年我們的教學比往年更多地在網上進行。30年來“線上+線下”混合授課模式使我們更加有經驗地應對危機。在校園關閉期間，我們利用“全球兼職MBA”的專業知識和平臺，讓學生們迅速過渡到在線學習。

新冠疫情以來，我們做出的最大改變之一是將全日制MBA的開學日期從7月推遲到12月。與此同時，全校的學者們一直在研究新冠疫情對自己特定研究領域的影響，他們解釋了病毒對商業和社會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未來曼大商學院如何具體支持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復蘇方面，他們也提出了獨特見解。

在過去幾個月，商學院加強了在線教育，數字化應用率大幅躍升。這一流行病還帶來了許多新的機會。技術領域上發生了變化，我們看到，在線學習和互動產品發展得非常迅速。教員們也逐漸培養起了“數字技能”，并重新設計課程。

當我們因疫情而轉向在線學習時，我們意識到“專業社交網絡”是線上學習缺乏的領域。因此，商學院必須跳出思維定勢，克服這一障礙。目前，我們與校友和行業領導者合作，組織虛擬網絡會議，以及虛擬行業實地考察，來增強數字化的“專業社交機會”服務。

向網絡平臺的轉型，無疑是最近這場危機帶來的最顯著變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延世大學商學院就一直在準備改變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這場流行病為學校在線教學過渡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如今，我們不僅成功地采用了完全在線的教學模式，而且還根據每門課程的不同，采用了線上和線下的混合授課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版權問題在疫情中迎來了曙光。人們對版權問題開始了更多探討。

我認為，疫情對商學院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那就是“我們教什么”和“我們怎么教”這兩個問題。

在“我們教什么”上，疫情帶來的復雜全球經濟問題迫使我們去做更多跨學科的研究。以往各個學科分別研究的方式被整合到一起，開展更多領域的集中研究。例如，“健康經濟學”就是我們未來要著手去整合發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是“我們怎么教”的問題。疫情影響了我們教學的方式，讓我們不得減少現場教學，而更多采用數字技術來教學。

怎樣看待線上教育與線下教育之間的關系？

NBD:線上教育越來越流行，是否有可能完全取代線下教育？

 

在疫情期間，創新的在線教學和合作方式讓整個商學院有了更多選擇。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時空限制，擴大了可以參與商學院教育的候選人范圍。我們也更有可能接觸到更多多樣化背景的學生。然而，我相信在世界頂級商學院項目中，線下教育總會有市場。

我們也從這次大流行中學到了很多關于“坐在一起學習和合作”的價值。雖然我們的學生總能創意性地找到保持網絡聯系的方法，但他們也錯失了能夠聚集在一個大的群體中，加深他們的關系，并花時間互相學習的機會。

因此，我認為，面對面交流對那些希望脫產學習，在學習中不被工作和其他任務打擾的人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他們需要專注于接受自己的商業教育，并能夠與他們的學習伙伴進行密切的交流。

首先要明確的是：線上教育并不能取代面對面授課。教育是一種具體化的活動，需要教授和那些看重校園學習經驗的同學互動。但是，疫情期間實施的線上改革，將允許學生主導課堂，豐富學習體驗。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將繼續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社交距離和跨境流動給定期參加面對面的課程帶來了問題，而是因為它們比傳統的“表象學習”產生了更好的效果。

“流動學習”的優勢在于，它可以通過適應學習者的環境來保持學習的動力，也擴大了參與者的互動范圍。流動學習擁有靈活、適應性強、用戶友好、甚至娛樂性強等特征，它將在線學習與課堂學校的方法結合起來。

有人會認為網絡教育會完全取代線下教育，但我的觀點是，我們的大多數課程都需要混合學習經驗——這也是符合學生需求的。即使一些在線教育在疫情之前就已經很方便了，但面對面教學所提供的獨特好處依舊沒有減少。

對于多數課程而言，學校致力于將校園打造成為混合式、靈活式學習體驗。因此，當我們處于一個安全的環境時，我們將在校園里開展教學活動，也同時開展高質量的在線教學。當然，對于一些商業領導者而言，較短的線上高管課程通過網絡參與更方便。

商業教育乃至教育不僅僅包括知識的學習和技術能力的提升，在某種程度上，一些內容的傳遞可以在網上進行，但網絡媒體的豐富性仍然是一個問題。

除了功能性內容教授之外，學習還兼具有物理（例如，在公共空間學習以盡量減少分心）、社交（同伴互動）和情感（歸屬感和認同感）要素。學習不僅包括了體驗式學習，還包括與同齡人、高年級學生、教師和校友互動，建立專業網絡社交。對一些人來說，學習還包括離開家鄉，住在校園的體驗。

因此，我們相信，未來商業教育的新常態將是一種混合形式——線上線下結合，提供最佳的學習體驗。

我認為在線教學不會完全取代傳統教學。未來是混合教學的模式。我們會采用數字技術的力量來豐富我們的教學手段，提升我們傳統教學的方式。

我們已經意識到，許多課程都可以在線的方式完成授課，而把寶貴的課堂體驗留給最重要的實踐教學環節。

當然，借助在線工具，我們可以更好地細分班級。這樣，我們的教授就可以根據特定的學生群體，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教學。

新冠疫情的確給我們的教學方式帶來革命性改變，但它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面對面互動在商業教育中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還不能說線下教育完全可以被在線學習所取代，尤其是對于以網絡是最重要工具的MBA和高管課程而言。

在新冠疫情的早期階段，延世大學商學院認識到使用完全線上課程的缺點之后，迅速引入了混合教學模式。當然，我們還在繼續探索如何支持虛擬互動與合作。

在我們商學院，我們幾乎不使用“在線教育”這個詞。因為直到現在，在線教育一直與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MOOCs）聯系在一起。MOOCs雖然規模大，但得到的教師現場支持非常有限。這種不同步課程的一個特點是：學生可以隨時按需獲取課程材料，但缺乏同步課堂討論。

因此，在IMD商學院，我們更重視以技術為媒介的互動課程。這些互動課程是由同步教學活動和不同步教學活動搭配組成的。在同步教學活動中，所有的學生同時在場。與此同時，學生也可以根據需要參與不同步的教學活動。

那么，以技術為媒介的互動課程會完全取代面對面教學嗎？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這是因為面對面課程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媒介和平臺。讓學生們對于所學知識進行深入討論，也讓教授們在課堂上能夠實行行之有效的教學干預。

注：本文采訪內容僅代表受訪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每日經濟新聞》立場，亦不構成投資建議。

記者：梁宏亮

實習記者：王思雨

編輯：梁宏亮

視覺：劉陽

排版：王思雨 牟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