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陳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嘉華教授）

5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4月份主要經濟運行指標。其中，1~4月份，全國城鎮新增就業437萬人。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1%，比3月份下降0.2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下降0.9個百分點。本地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為5.1%，外來戶籍人口調查失業率為5.1%。16~24歲人口、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分別為13.6%和4.6%。

筆者觀察到，在去年以來的經濟數據中，就業和消費數據客觀反映了現實經濟中存在的壓力。

居民消費還有釋放空間

首先看就業壓力。今年第一季度經濟數據發布后，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撰文指出，雖然當前就業形勢總體穩定，但重點群體就業仍面臨一定壓力。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青年群體。他說：“從青年群體就業情況看，由于青年人就業穩定性較弱，尋找工作時間更長，失業率有所上升。3月份，16~24歲青年失業率為13.6%，比2月份上升0.5個百分點。今年高校畢業生總量達909萬人，再創歷史新高，隨著6月份畢業季的來臨，青年人就業仍存在較大壓力。”

為什么16~24歲青年失業率比較高？一是因為他們就業穩定性較弱，處于摩擦性（擇業性）失業狀態的相對較多，即他們比較頻繁地調換工作，進而抬高了這個年齡階段人群的失業率。二是他們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中，面臨第一次就業壓力。而且，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尚未統一，大學生就業市場和農民工就業市場基本是分割的，前者供大于求的現象比較嚴重。不過，在零工就業市場，似乎看到了形成統一就業市場的可能性。

再來看消費的壓力。2020年，與GDP、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按美元計價）增長均為正值形成對照，反映消費狀況的主要指標——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上年下降3.9%。這一年多來，消費疲弱當然主要是疫情沖擊下消費者活動受到限制所致。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費支出的較高增長，無疑是因恢復性和上年低基數的原因。盡管如此，2021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2020和2019兩年同期平均增長3.9%，扣除價格因素，兩年同期平均實際增長僅1.4%。這個較低的增長水平，就不能完全用疫情沖擊解釋了。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2016~2020年，我國GDP增速分別為6.8%、6.7%、6.9%、6.1%和2.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分別為6.3%、7.3%、6.5%、5.8%和2.1%。除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快于GDP增長，其余4年均低于GDP增長。

與此相關，亞洲開發銀行專家的研究指出，中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最近幾年有所增加，但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和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OECD國家居民實際最終消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近年平均為70%，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平均為63%左右，中國的兩個東亞鄰國日本和韓國，分別為68%和57%，而中國2019年只有47%左右。

穩就業能保證消費增長

穩住就業，就能穩住居民收入的基本來源，就能保證消費的持續增長。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部分減負穩崗擴就業政策期限延長到今年底，確定進一步支持靈活就業的措施，就是通過穩就業和增加就業，進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相應的消費。根據我國分配結構的狀況，除了總量層面的政策措施外，還要特別關注結構性因素。假定就業、GDP和國民收入總量為一定，分配結構的變化，確切地說，居民收入占比上升，他們的實際收入也會增長，消費能力相應提高。可見，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與分配結構關系密切。

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一直是經濟學家重視的課題。經濟學家比較普遍地認為，中國勞動收入占比偏低。有研究稱，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和大規模資本形成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而，考慮到當下和未來的增長中，人力資本要素即技術勞動和管理勞動貢獻日益重要，勞動收入占比持續上升才是合理的。再分配則要解決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這里的基本結構是公共物品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所謂直接成本，就是投入于產出公共服務的具體開支；所謂間接成本，就是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機構和的自身開支。為了使公共服務最大化，就必須使間接成本最小化。

黨中央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以來，減少的間接成本數額巨大。對于老百姓來說，公共服務意味著非貨幣收入。基本公共服務到位了，均等化程度提高了，就意味著全體居民非貨幣收入增加了，貨幣收入中用于儲蓄的部分相應減少，居民消費能力就自然增強了。

面對疫情后就業和消費的壓力，還需要采取一系列更加有力的措施，以緩解這些壓力。目前，全國各種形式的靈活就業人員達2億人。靈活就業將成為未來重要的就業渠道，也是城鄉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支持靈活就業的措施。首先，制定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推動放開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地參加社保的戶籍限制。這是比較關鍵的措施。其次，開展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合理界定平臺企業責任，探索用工企業購買商業保險、保險公司適當讓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機制。這是針對當下平臺靈活就業比較集中的現實，采取的重要對策。再次，抓緊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或不合理的收費罰款規定，為靈活就業創造寬松的良好環境。

研究還表明，疫情后出現的收入分化不利于總體消費，畢竟高收入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不如低收入居民的。這就要求通過相應的分配政策，如進一步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穩定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保持他們基本的消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