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杜恒峰

近日，人社部、財政部等部門共同印發的《關于全面推行中國特色企業新型學徒制 加強技能人才培養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完善經費補貼政策，對開展學徒培訓的企業按規定給予職業培訓補貼，補貼資金從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專賬資金或就業補助資金列支……學徒每人每年的補貼標準原則上5000元以上，并可定期調整。也是在最近，《職業教育法（修訂草案）》初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這也是該法自1996年施行以來首次大修。

作為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支柱，由于其重要性以及相對弱勢的地位，職業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而在所有的關注點當中，職業教育投入的薄弱現狀最為直觀。筆者根據Wind統計發現，2010年~2020年這11年時間，中央本級公共財政用于高等職業教育的支出從5.17億元下降到了4.56億元，期間甚至有年份低至1.14億元（2011年）；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中央本級公共財政在普通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則從612億元翻倍至1297億元。即便是納入地方支出，2019年公共財政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職業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是十分懸殊的，分別為5103億元和1309億元。

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要在全球價值鏈上占據更大份額，必須培養出更多的高技能人才。為了減少普通高校每年的就業壓力，職業教育也需要承擔起更多的分流任務。為了減輕學生學業壓力，避免“普職比”這樣的新情況將學生壓力提前到中考，同樣需要職業教育發力。

可以說，發展職業教育是當前諸多問題共同的解決方案，但教育的成本高、周期長，需要較高的投入強度，從前述數據可以看到，職業教育投入的主體來自地方財政，但地方花錢培養出的人才卻未必能為當地所用，高技能人才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流動的趨勢一直存在，人口流出地對職業教育投入的意愿必然會受到抑制，而來自中央的投入支持，可以兼顧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利益，讓職業教育有更長遠的保障。

和普通高等教育偏學術不同，職業教育需要傳授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能，輸送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所以，除了投入強度，投入的精準度同樣重要。在全球職業教育體系最發達的德國，其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以企業為主，國家為輔，企業投入大約占65%~75%，政府投入占35%~25%，這確保了“學以致用”。但和德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普遍利潤較薄，缺乏長期投入人力資本的資源，所以政策的鼓勵顯得更為重要，而新型學徒制意見，也體現了這樣的思路，即以政府補貼為杠桿，引導企業培養出適合自身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當然，相比投入缺口，新型學徒制的補貼還遠遠不夠，而且職業教育面臨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投入不足這一條，整個社會對人才的評價體系、與學歷掛鉤的各種落戶和購房等城市管理政策、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聚集了主要優質資源等現狀，都是阻礙年輕人選擇職業教育的因素。此外，學歷和收入的正相關關系一直存在，即便是在德國，選擇接受大學教育而非職業教育的人也越來越多，如何調節行業收入分配差異，同樣是一個大課題。問題越是復雜，就越需要從最容易突破的環節著手，資金投入，正是這樣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