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淡忠奎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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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湖北日報》刊文提問——浙江縣域經濟，“全國第一”為何比比皆是？

文章以日前發布的賽迪2021年全國縣域經濟百強榜舉例，浙江上榜18個，湖北僅7地入圍。前30強，浙江占9席，湖北均在70名開外。

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單元，縣域興衰關系著發展全局。“基礎在縣域，活力在縣域，難點也在縣域。”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已然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議題。

今年以來，湖北省委書記應勇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表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湖北最大的實際，縣域經濟不強是湖北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

今年4月，湖北還曾選派62名干部奔赴上海和浙江進行3個月的跟班學習，為湖北突圍尋找“良方”。問題在于，浙江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否適用于湖北？

湖北“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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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數以千計的縣級行政區劃中，為數不多的“千億縣”撐起縣域經濟金字塔“塔尖”。

《2021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顯示，我國“千億縣”數量進入快速增長期，2017-2020年分別新增3個、8個、4個、5個，現已達到38個，而湖北未在其中。

縱觀此次湖北入圍百強縣的7個縣域——有仙桃（76）、宜都（77）、大冶（79）、潛江（87）、棗陽（90）、漢川（97）、枝江（98）。以排名最靠前的仙桃為例，2020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27.9億元，而浙江排名第一的慈溪同期GDP則超過2000億元。

與東部地區比較差距較大，放在中部范圍內情況依然不容樂觀——

自2016年起至2020年，安徽不僅實現“零”突破，已有3個縣市入選全國百強縣，此次安徽肥西縣在全國百強縣中位列第57位，進步速度不可謂不快；

河南與湖北百強縣數量一致，但其轄內已有5個縣域進入全國百強縣TOP70，其中河南濟源市進步最大，由93位上升至58位，三年排名躍升35位。

“等不起，慢不得”。在今年4月，湖北省召開全省區域發展布局暨縣域經濟工作推進會。湖北省委主要領導現場發出三問——浙江為什么強？河南為什么超？安徽為什么快？

會上審議通過《關于加快全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這被認為是湖北立足構建“一主引領、兩翼驅動、全域協同”區域發展布局，指導推動“十四五”全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行動指南和路線圖。

當中明確，對標“全國百強縣”，建立“三百”戰略梯隊縣（市）——入圍2020年“全國百強縣”的7個縣（市）為第一梯隊，支持排位靠前的大冶市、宜都市、仙桃市聚力沖刺全國縣域經濟五十強；支持排位相對靠后的潛江市、棗陽市、漢川市、枝江市在“全國百強縣”中爭先進位。

同時，謀劃制定“三百”戰略工作方案，力爭三年后，全省地區生產總值超500億元的縣（市）達到20個左右、超800億元的5個；“全國百強縣”數量中部領先、位次前移，實現五十強零的突破。

當月底，湖北首批選派的62名干部啟程奔赴上海和浙江，開展為期3個月的跟班學習，這其中有58名來自市、縣。

什么是“浙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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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縣域經濟，浙江是繞不開的一處。

《2021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指出，去年百強縣以占全國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創造了全國9.8%的GDP。其中，浙江獨占18席，僅次于“蘇大強”（25席）。

從質量來說，浙江也是妥妥的“頭部陣營”。慈溪、義烏、余姚、諸暨、海寧、樂清等6個縣級市均在百強縣前20之列，慈溪更是位列全國第6位。在全國38個“千億縣”中，浙江獨占9個席位，可見實力非同一般。

縣域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浙江在均衡發展上相得益彰。浙江以全國1%的國土面積，貢獻全國6%的生產總值。其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連續20年、36年居全國各省（區）之首，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等國家定位也跟浙江的這些優勢不無干系，也因此被視為高質量發展的標桿。

實際上，湖北也并不是第一個喊出要向浙江學習的省份。此前，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長郭曉鳴等曾在《當代縣域經濟》刊文討論浙江縣域發展經驗對四川的啟示。他將浙江縣域經濟發展經驗概括為“六大模式”————

蕭山模式：新型工業化驅動產業集約發展；義烏模式：貿易國際化推動外向經濟發展；溫嶺模式：農業現代化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安吉模式：產業生態化驅動綠色經濟發展；嘉善模式：城鄉一體化推動全域協調發展；慈溪模式：人才本土化推動創業經濟發展。

有觀點認為，浙江縣域經濟的發達根源在于全省范圍推廣省管縣模式，這使得縣級層面擁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財權與事權，從而調動了縣域發展的積極性。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城叔表示，浙江的浙商文化深入骨髓，經商氛圍濃厚。再加上，浙江政府打造新型政商關系，在形成了良好的營商環境。最重要的是上海的錯位發展，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產業溢出到江浙地區。這是浙江民營經濟發達的重要原因。

此外，浙江抓住了改革開放的先機，完成了原始積累。在縣域層面很早就形成了全國甚至全球有特色的產業集群，像永康的五金、樂清的電配，還有義務的小商品、橫店的影視城等，絕大部分縣都有自己的產業集群。

對標的關鍵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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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長發看來，湖北對標學習浙江的縣域經濟可能很難成功，

“從宏觀背景來看，浙江的縣域是在短缺經濟時期完成了原始積累，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產業集群。現在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產能相對過剩；

從微觀來看，湖北武漢的首位度已經超過30%，它對各縣、市的資金、人才和技術都有吸附作用。湖北縣域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稀缺要素都在向武漢移動，而武漢的稀缺要素可能又轉移到廣州、深圳等地區。”

區域內的人口流動似乎也能印證這個趨勢。在“1+8”的武漢都市圈內近10年人口整體有所增長，但卻以向武漢聚集為主。少數城市如黃石有所增長，但其他大部分城市都呈現人口流出態勢。

但在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院長李志剛看來，“武漢的這些傳統商貿以及制造業的溢出，包括人口從廣東、武漢回流的一些趨勢，在湖北仙桃、天門等縣域已經可以看到一些苗頭。我覺得這個趨勢值得關注，有助于縣域經濟的崛起做大，跟武漢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對湖北的經濟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比起經濟發展模式的復制，武漢政府層面認為更重要的是“人”的問題。據《湖北日報》報道，湖北省委主要領導曾指出，與沿海地區相比，湖北最大的差距不在要素，關鍵在人。在于干部這個決定性因素，在于干部的理念、思路、作風。

對此，李志剛也認為干部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們調研也注意到一些現象。比如湖北仙桃、漢川等經濟較強的縣市，都是干部思想比較開放活躍的。而一些干部思想比較保守、進取性不夠的縣市，就會相對弱一些。”

在上述湖北扶持縣域經濟的政策中，有一條格外引人注目——全國百強縣（市）、經濟發達鎮主要負責人可由上一級領導班子成員兼任。今后新進入全國百強的縣（市），黨委書記符合提拔任職條件的，優先提拔擔任市州領導班子成員并兼任縣（市）黨委書記。

根據賽迪發布的百強縣榜單分析指出，從發展比較來看，東部地區同中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主要是縣域經濟的發展差距，縣域經濟是中部地區實現區域崛起的主要內容和根本所在。而隨著中部崛起日益受到重視，推動中部地區高質量發展具有全局性意義。

想要快速提升湖北整體實力，在國家戰略中承擔更多責任，進而建成全國重要增長極，加快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無疑是最高效的方式。多重利好之下，湖北是時候跑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