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特約評論員 付宏宇 

隨著阿里巴巴“807事件”持續發酵，公司對涉事員工進行了辭退等處理，6000名員工亦發出建立反性侵制度的聯合倡議。這一事件把HR文化體系和能力的建設問題再次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同時也引發了對職場性別歧視的熱議。

當下的職場文化，女性被領導安排“陪酒”、在職場遭遇性騷擾的極端事件并不罕見。而女性薪資水平、工作機會和晉升機會與男性不對等的職場性別歧視則更為普遍、更為突出。

就在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重新修正《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在全國各地出臺生育鼓勵政策的窗口階段，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都應充分考慮如何破除女性職場歧視這一重要課題，以期建立對女性友好的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大環境。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后，女性發展面臨社會勞動參與率下降，重返職場遭遇年齡和職位困境、就業歧視加重等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公布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在最近10年有過生育行為的女職工中，28.9%的女職工的工資待遇比生育前有所下降，16%下降一半以上。此外，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數為1465萬，享受生育津貼待遇的職工只有420萬，占比僅28.7%。

筆者注意到，不僅是職場環境對女性就業不太友好，涉及就業歧視的官司，在界定上亦存在諸多難題。據瀟湘晨報報道，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就業歧視”為關鍵詞搜索發現，裁判年份為2010~2020年相關判決書及裁定書共152篇，而其中以就業歧視原因為判決理由的卻不到一半。

生育年齡推遲、生育成本居高不下、女性自我意識蘇醒等被視為全面二孩放開后，職場女性生育意愿仍然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學界將此歸納為“生育懲罰”理論。所謂“生育懲罰”，又稱生育代價，是指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對其自身職業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簡言之，就是“生不起”和“不敢生”。

在《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發布以來，鼓勵生育政策出現了一些零星的破冰之舉。比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就召開新聞發布會，計劃對按政策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戶籍家庭發放生育補貼金。又比如北京出臺過渡性政策稱，5月31日（含）后按規定生育三孩的，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產假外，享受生育獎勵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產假15天。還比如深圳推動教育均衡化，實行教師輪換和大片區招生。

無論是打響三孩福利政策的“第一槍”，還是超長產假的延續，抑或是給高價學區房降溫，等等，這些拆解“生育懲罰”的政策，都將會產生漣漪效果，帶動其他地方持續跟進，形成全面開花之勢。

然而，筆者認為，要提高職場女性的生育意愿，除了消除生育與育護制度上的障礙等現實問題外，更應賦予女性友好的職場環境，平等的工作、晉升機會和薪酬待遇，才能從物質條件至精神條件，讓中國女性把生育的主動權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