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評論員 胥帥

近日，巨人教育在其官方微信發布消息稱，巨人學校由于經營困難，秋季將無法繼續向學員提供教學服務，且學校已無法完成全部學員退費，剩余課時學員可至高思教育等機構繼續上課。

“雙減”政策令一些教培企業面臨轉型壓力，出現了一些退費難的情況。但處理退費也是政策關注的一部分，“雙減”意見已明確要求，有效預防“退費難”“卷錢跑路”等問題發生。巨人教育的處理體現出了一定程度的擔當，但不是每個教培企業都會兜底。既然退不出錢，那也可以換種方式完成教學服務。多和家長協商，雙方總能達成折衷的解決辦法。不過，現實不總是像理想那樣豐滿，日前就有媒體報道了一些教培機構“跑路”案例。

教培“跑路”的案例說明退費不能光靠家長。解決退費難，監管不能缺位，特別需要做好事前監管。

實際上，“雙減”政策出來之前，教培機構退費難就屢被詬病。今年“3·15”，某大數據研究院披露了一組監測數據，去年有關教育培訓消費的輿情信息高達384.75萬條，負面輿情信息主要集中在退費困難、虛假宣傳、培訓質量和合同糾紛四個方面。在所有教育培訓消費的負面輿情中，退費困難輿情信息數量最多，占比接近六成。

教培機構退費難的根源還是預付款的商業模式。一些教培機構不顧自身的兌付能力，誘導家長提前為課時付款。個別甚至“以價換量”，打出低價課時包概念，提前鎖定更長周期的預付款。在沒有完成課程之前，家長和教培機構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契約關系。機構違約要承擔違約責任，沒錢兌付就應該申請破產，按照債權比例清償剩余資產。但實際執行層面，雙方這一契約關系的權責利益、風險負擔并不匹配。家長維權難的典型是機構“人去樓空”，人都找不到，談何維權？

“跑路”機構沒有違約成本的硬約束，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大可換個地方重操舊業。在這個過程中，教培機構完成風險轉移，家長卻承擔所有成本。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教培機構“退費難”，必須糾正預付款商業模式并剛性加強合同約束。

一是要縮短預付款的時間周期，防止繞開法規的“陰陽合同”。其實，早在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中就明確規定，培訓機構收費時段與教學安排應協調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不過，現實中部分教培機構將大合同化整為零，把一年的合同分為四份，誘導家長提前支付一年費用。有鑒于此，可規定家長和機構應簽訂統一樣式的合同并在當地教育部門備案，明文規定一定期限內未備案的合同無效，以防止損害各方權益的情況出現。

二是地方教育局等公共部門要主動介入對教培機構預付款的監管。地方教育部門可通過第三方托管、風險儲備金等方式，對培訓機構預收費進行風險管控。預付款管理可遵照“區塊鏈”思維，設置公共資金池，教培機構、家長和教育部門均可隨時查看資金流向。比如，截至9月1日，北京已有12區教委公布了首批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白名單。在白名單中，就有教培機構的監管銀行和銀行監管賬戶。

三是要大大抬高教培機構的“跑路”成本，在多個部門備案機構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等主體信息。疏通家長集體維權渠道，對“跑路”機構的法定代表人進行集體訴訟。

四是要允許合規的校外培訓機構對接已失去教學能力的機構，通過新的教學安排妥善處理未退費學員的課時。

總而言之，教培機構要履行轉型過程中的責任，監管部門的責任不能缺位，不能讓家長們承擔所有風險。